作者：付随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代美国人对宗教和教会越来越疏离。在过去10年里，美国人中信奉基督教的比例从77%下降到65%，无宗教归属者的比例从17%上升到26%，从属于某一教会的美国人的比例从1999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47%。这些趋势反映出美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发生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对非基督教信仰的歧视、宗教政治化、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泛滥、教会丑闻、邪教盛行等乱象在美国甚嚣尘上，充分暴露了美国的“宗教自由”受到严重侵害，远不如美国政府宣扬的那样光鲜。美国官方一直将“宗教自由”狭隘地解释为信仰某一宗教的自由，否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美国的所谓“宗教自由”先天不足，徒有其表。

　　美国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与现实

　　美国自诩为“宗教自由堡垒”的说法与其历史完全不符。美国最初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体的国家，至今仍将该群体的价值观作为国民身份的核心，一直对其他宗教信仰疑虑重重。

　　自从欧洲人到达北美，宗教就被用作歧视和杀害“异教徒”印第安人的借口。尽管绝大多数早期美国人都是基督徒，但各种教派之间一直激烈争斗。清教徒虽然在英国遭受宗教迫害而逃到北美，但丝毫不赞成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建立了神权政体。他们不仅迫害和驱逐本教派内部的异议分子，而且绞死贵格会教徒，把天主教视为洪水猛兽。

　　美国的宗教歧视和迫害事件层出不穷。美国虽然在宪法修正案中写入了政教分离与信教自由的原则，但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一些州规定只有新教徒才能担任公职，还建立过州政府支持的官方教会。对天主教的歧视与迫害在美国持续到20世纪。1844年，一群暴徒烧毁了费城的两座天主教堂，至少20人被杀害。1960年，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也不得不公开宣称，他效忠的对象是美国而非教皇。美国土生土长的摩门教在建立之初，信徒就频繁受到驱逐和杀害。直到2012年，信奉摩门教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仍然需要澄清选民对摩门教的怀疑。对犹太教的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调查显示，3/4的正统犹太教徒称他们经历过宗教歧视。2018年，一名狂热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匹兹堡的一个犹太教堂枪杀了11人。2020年，美国报告的反犹事件高达2024起。

　　近年来，美国最受歧视的信仰是伊斯兰教和无神论。美国基督徒原本就对伊斯兰教持有成见，“9·11”事件后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仇视更是暴增。从2000年到200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内，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6倍。目前只有42%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有好感，82%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在美国受到歧视，63%的美国人认为信仰伊斯兰教妨碍在美国的上升机会。美国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每年有数百起之多，例如2015年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北卡罗来纳州谋杀了3名穆斯林大学生。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共和党将仇视伊斯兰教当成牟取选票的政治工具。特朗普最初通过渲染奥巴马的“秘密穆斯林”身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2016年竞选中更加肆无忌惮地宣扬伊斯兰教对美国的“仇恨与威胁”，上任后不久就签署了所谓的“禁穆令”。

　　无神论在美国一直被污名化。冷战时期，美国将无神论与共产主义威胁联系在一起。至今许多美国人仍错误地把无神论与不道德甚至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调查显示，42%的美国人将无神论者视为不认同美国社会价值，44%的美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嫁给无神论者。美国法官经常错误地以无神论者“缺乏道德”为借口而拒绝给予他们儿童监护权。美国仍有7个州的法律规定无神论者不得担任公职或在法庭上作证。例如阿肯色州宪法第19条就明确写着：“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不得在本州的民事部门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资格在任何法庭上作为证人作证。”美国政客中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因为这意味着政治自杀。

　　宗教政治化与基督教民族主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威胁

　　美国的宗教日益政治化，宗教信仰受到政治斗争的严重威胁。最近半个世纪，美国的政治极化和身份政治越来越严重，宗教信仰与政党认同紧紧捆绑在一起。民主党人多为宗教方面的自由派和世俗主义者，共和党人多为宗教保守派，特别是多为白人福音派教徒。民主党认为共和党顽固地坚持白人父权制基督教价值观，共和党认为民主党轻视基督教、偏袒伊斯兰教和无神论。对“宗教自由”的政治斗争波及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建国后的最初100年里，最高法院只审理了3起涉及“宗教自由”的案件，但最近80年却审理了70多起相关案件。

　　两党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存在分歧。两党在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上立场高度一致。但在美国国内，对民主党来说，“宗教自由”就是坚持政教分离，平等对待所有宗教和教派；而在共和党看来，民主党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纵容非基督教和无神论，侵蚀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传统文化，威胁白人福音派的“宗教自由”。在白人福音派看来，“宗教自由”正如特朗普所定义的那样，就是保护基督徒利益的工具。他们把违反其信仰、限制其行为的一切做法都视为侵犯其“宗教自由”，例如在疫情期间关闭教堂、移除公共场所的宗教纪念物、公立学校禁止祈祷等。许多白人福音派企业主的雇佣合同中包含道德条款，要求工人严格遵守基督教道德标准。许多白人福音派教徒攻击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将美国确立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某些极端分子甚至直接对穆斯林、犹太教徒等“异教徒”发起暴力攻击。特朗普被白人福音派教徒视为“有史以来最亲近宗教的总统”。

　　基督教民族主义可谓当今美国“宗教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坚信美国是一个只属于基督徒的国家，要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必须是基督徒，而且往往是特定类型的基督徒。这不仅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也造成了对非基督教徒和非宗教人士的歧视与暴力。实际上，基督教民族主义中的“基督教” 更多的是身份认同而非宗教，并带有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等色彩。近年来，这种观念在美国泛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白人感到其种族和文化受到少数族裔和多元文化的威胁。预计到2045年左右，美国白人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将降到一半以下。这让许多白人极为担忧自身的特权和地位。

　　美国教会丑闻不断

　　美国的许多教会是藏污纳垢和违法犯罪之所，严重侵犯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美国的天主教会尤其频繁爆出大规模性虐待丑闻。各州的天主教会都有关于神职人员实施性虐待的记录，有关虐待的指控横跨数十年，受害者不计其数。2021年，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报告了4228项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指控。这些指控是由3924名性虐待受害者在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提出的，涉及美国各地的2700多名神职人员。美国天主教会的有关领导人往往极力掩盖丑闻，他们将被指控的神职人员转移到不同的教区，而不是向执法机构报告虐待事件，导致犯罪者受到保护而儿童长期受到侵害。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在对波士顿的天主教会性虐待案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后，详细揭露了该教会70多名牧师对儿童几十年的性虐待行为，以及教会高层如何掩盖这些卑劣行为。大多数涉事牧师没有受到刑事指控，而是继续从事神职工作。2007年，美国天主教洛杉矶大主教区与500多名遭受神职人员性虐待的受害者达成和解协议，支付了6.6亿美元的赔偿金。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天主教区为性丑闻支付的最高赔偿纪录。类似的案件数不胜数，甚至在2004至2011年间，美国有8个天主教教区因性虐待案件宣布破产。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的调查报告称，在过去70年时间里，超过1000名儿童遭到300多名牧师的性侵犯，并且由于存在隐瞒和漏报，实际受害的儿童可达数千人。2021年，内布拉斯加州司法部报告，该州57名天主教会人员被指控实施性虐待，258名受害者在事发时都未成年。

　　美国新教教派的丑闻也不遑多让。南方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和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教派，其国内教徒超过1300万，仅次于美国天主教会。美国媒体2019年披露，自2000年以来，380名南方浸信会的神职人员犯下各种性侵行为并面临指控，其中许多人在丑闻被揭露时仍然在职。2022年5月，一份300页的调查报告指出，几十年来该教派领导人蓄意掩盖性侵受害者与其他教会成员提出的指控。该教派多年来还以“地方教会自治”原则为由抵制外界改革呼声，坚称无法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以防止更多的虐待。但上述报告揭露该教会内部确实留有秘密名册，记载涉事牧师的详细情况。截至2022年，该名册共记录了703名有不当性行为的神职人员，但教会为避免法律诉讼始终没有公开该名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受指控的牧师继续担任神职。

　　当今美国存在上万个邪教。在精神贫乏、社会矛盾激化、极端主义思想盛行的环境中，大量美国人试图通过脱离主流社会、诉诸宗教狂热来获得慰藉，邪教就不可避免地涌现。尽管充斥着欺骗、压迫、虐待、暴力等违法犯罪活动，但由于大多数美国邪教规模不大且非常隐蔽，很少能被曝光。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邪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道灾难。例如，1977年，“人民圣殿教”的头目琼斯胁迫他的900多名信徒服毒自杀，其中276人是儿童。1993年，宣称世界末日来临、将同异教徒展开血战的“大卫教”，在得克萨斯州韦科的总部遭到美国政府长达51天的大规模武力围攻，导致76名信徒死亡，其中包括25名儿童和两名孕妇。2008年，美国警方从“耶稣基督末世圣徒原教旨教会”所属的“渴望天国”农场中解救出463名遭受虐待的未成年人，其中大多数是13岁以下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