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耕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世界之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从世界力量对比的横坐标和中华民族前进的纵坐标科学界定了当今世界大势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对于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战略主张和判断，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深刻把握其丰富意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坐地日行八万里”，“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万物无时不变，人类社会也日新月异。当前，世界就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实践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从天而降、自然发生的，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复合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单一力量要素造成的结果，而是诸多力量要素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状态下所导致的结果，如此多样的力量要素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和演变的“历史合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力量要素是国家或国家主体。除了国家这一基本的力量要素之外，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力量要素，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科技、生态、安全等，这诸多要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作用和转化，共同促成了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当然，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都是依附性要素，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国家发挥出来的。换言之，国家之所以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主导性作用，正是通过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理念、政策、做法而加以体现或显现的。如果一个国家奉行的是“美美与共”的非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就会对大变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就会对大变局产生消极的破坏作用。三是矛盾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矛盾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一种在矛盾支配下的变。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因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间矛盾斗争的结果。

　　以矛盾观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矛盾观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是诸多具体属性的统一。

　　一是在变的方向上，大变局是向上和向下的统一。大变局中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存在着进步和反进步、文明和反文明的趋向或情况。积极的因素促进着向上、向前的变化，如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发展就是一种积极因素，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些新型科技因素的释放和参与，也会加快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的积极变化。但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或消极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这些问题就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基于主体要素的角度看，大变局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大变局中，每个主体的主观意志都对大变局的发生发展发挥着一定作用。当然，在大变局中，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具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大变局的推动者、引领者，而那些实力弱小的国家就对大变局的影响力有限，在大变局的波浪中往往是随波逐流、被动接受。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但不幸的是，别人或别国的主观意志恰恰成了“我”的主观意志的现实制约因素，而且别人的主观意志及其作用总是利用或通过客观的物质性的力量要素如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加以体现或实现的。例如，大变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其主观愿望或诉求，都希望自己在大变局中是获利者，希望大变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进。为了实现这种主观愿望，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借用所能利用的物质手段或物质力量去实现或落实自己的愿望诉求。这就是大变局中主观意志的相对性问题。正因如此，在大变局中，虽然那些实力型国家甚至霸权型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很大作用，但也不可能总是做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就对它们主观意志的发挥起着重要制约作用。

　　三是从变的机制上看，大变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总的趋势是向前、向上的，这些都带有必然性，是一种客观的大趋势。就是说，大变局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但在对变产生影响的诸多变量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若干偶然性因素，这些偶然因素蛰伏潜藏，一遇到时机或条件往往突然爆发，使得变具有了较大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甚至不可控性。这意味着，偶然性对于大变局具有明显的扰动作用。在大变局中，虽然必然性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偶发性事件或因素会对大变局的走向、进程、状貌起到非常大的干扰作用。当下，诸如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都强烈地冲击着世界格局甚至人类发展的走向。我们必须要立足必然性，防范偶然性，消除不确定性，使大变局能沿着向前发展的进路演变。

　　四是从中国的发展角度看，大变局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握其价值意蕴，既要立足于整个人类的立场，还要脚踏中国大地，基于中国人民的视角观察和认知。变是客观的，具有实然性，但实然中包含着应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选择，这实则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换言之，大变局的“变”是好还是坏、是向上还是向下，当然要基于“我”之立场来分析判断。站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点上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价值趋向，就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趋势和呼声日益增强和高涨，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世界战略力量的调整等等，对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中国的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大变局中出现的一些因素或现象也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大变局中所出现的负面因素或现象，使我国发展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增加了我国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高质量发展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它们是处于同一时空下的变。正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变化中，存在着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两个大局存在着矛盾性关系——在中国之变和世界之变之间，既具有统一的相互调适的一面，还具有对立的相互抵牾的一面。统一性表明了我们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而对立性则表明了我们在发展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敢于斗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根本的坚持也是发展。因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我们要在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利用大变局的有利因素，高举起发展的大旗。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之变，体现的是新时代的变，在发展学的视野中则表现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大变局中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在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进程中交出的具有发展学意义的合格答卷。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使我国在大变局的沧海汪洋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