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县城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键枢纽，在我国未来城镇化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就目前我国县域发展和治理层面而言，仍然面临一些具体问题。因此，为避免县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需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并赋予县级更多的资源整合使用自主权，不断强化县城的综合服务能力，从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推进县域治理方式不断深化改革。县域活则全盘活，科学有力的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是县域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县域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呈缩小趋势，从2011年的41.4%下降至2020年的38.6%。从浙江、江苏等省市发展经验看，县域发展活力越强，全局发展的质量就越高。因此，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任务全面、责任重大、资源有限”的基层治理难题，需要进一步推进县域治理体制改革，推动权力下放、力量下移、资源下沉，通过赋权增能提升县域行政管理效率。一方面，需要处理好省与县的关系，持续深化“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社会、干部人事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不断扩大县域治理的自主权，让县级政府成为配置资源、发展经济、服务群众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县与乡的关系，完善乡镇治理体制，取消乡镇（街道）招商引资等职能，引导乡镇（街道）回归管理服务本位，激发村居和社区工作者队伍积极性，让乡镇（街道）更好地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服务。

　　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县域发展面临大多共性问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供给等与大中城市相比较为滞后。因此，需要把优化县域发展环境作为核心任务，以环境优化带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首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科学把握县域功能定位，顺应县城和村镇发展规律，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县乡村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统筹推进县域城乡道路、管网、市政、数字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强化县域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通过联合体、“县聘乡用”等方式推动县城公共服务体系向乡村延伸覆盖，探索县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多元化运营机制。其次，加快县域资源要素配置改革，畅通县域土地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农村“三块地”制度改革，建设统一的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等交易流转市场，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鼓励利用金融资金、社会资本为乡村“活血”，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我“造血”。最后，持续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建设县域企业服务平台，全面落实“容缺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举措，扩大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办理广度和深度，推进“互联网+监管”建设应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切实提升县域社会治理效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规律，县域内的老龄化、空心化等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县域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了，社会大局才能保持稳定。一方面，加大力度并继续完善县域社会治理体系，以村民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建立健全基层群众利益表达、利益调节、利益约束和利益补偿等机制，拓宽居民公共参与的领域和范围，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完善自治协商平台，健全民主协商机制，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相结合的县域治理格局。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县域社会治理韧性，探索“平战转换”基层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城乡基层社会冲突、重大灾害、安全事故等快速应对机制，做优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将风险矛盾化解在基层第一线、社会最末梢。此外，仍须不断提升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水平，牢牢把握数字化变革的机遇，构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上下联动、纵向贯通、横向集成的县域智慧治理平台，强化动态感知、跟踪预测、分析研判、决策处置等闭环能力，让基层治理能高效便利触达各类主体。（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