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长征（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构建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互适应的新安全格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格局促进新安全格局。这一论述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新时代条件、新发展阶段、新变局下的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述有六个方面，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都具有重大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坚持系统观念”更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纲领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作为政治最基本价值的安全，不仅本身在深层次上就是内涵和外延特别复杂、规律难以把握的问题，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又是与国家内外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的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与不断发展的辩证认识论，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系统观念，才能避免理论上的静止性、孤立性和片面性，以及实践上的偏颇性和畸轻畸重。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典范。

　　坚持系统观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指明了正确方向。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形成了各自分立、互不相干的传统，似乎发展问题属于经济学领域，而安全问题属于政治学领域，导致经济学不研究安全问题，政治学不研究发展问题。在经济学中，无论是“重商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忽视安全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学的效率优先原则，天然将最优资源配置基础上的增长作为最紧要问题，而在经济学的想象里，强调安全就是对发展的某种束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但批判国家而且试图解构国家，似乎国家越被削弱，经济效率就会越高。

　　但是事实说明，发展问题从来就不能脱离安全考量，这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基本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无法保证，国家无力统摄和管制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由于社会和人民的严重贫困，又进一步激发政治动荡、社会冲突、族群矛盾和极端行为，国家因此陷入“无治理”的不安全困境。这种恶性循环局面的形成，导致这些国家既无安全，又无发展，长期停留在积贫积弱状态。在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和冲突。美欧等西方国家虽然通过工业化和海外殖民获得了发展，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国内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战争乃至世界大战都说明，这样的发展，即使是高度发展，也不可能自动带来安全。近年来，美国及某些西方国家正在受到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的贫富悬殊、阶层对立、族群冲突和政治撕裂等安全层面的严重考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坚持认为发展与安全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坚持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系统观念认识和处理发展和安全问题，实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做到以发展促进安全，以安全保障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高度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提供了基本方法。传统理论和学术上所讨论的安全问题，只涵盖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等都被排除在安全议题之外，显然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原因在于，在韦伯主义的国家观看来，只要国家能在固定领土上确保暴力的垄断和强制力的施行，就是安全的。在此意义上，所谓国家安全，一方面是指在国家内部政权不被颠覆并保持最低限度政治稳定，国家就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只要国家主权不被外国和外部势力剥夺或侵犯，国家也是安全的。由于军事和暴力被认为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因此受到了极端重视。

　　但是这样的安全观，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其缺陷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联系并互动起来。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科技之间联系普遍加深，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增熵”或“减熵”连锁效应。一个明显表现是，建立在脆弱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就意味着缺乏安全的基本保障，而经济的发展首要的是依赖科技的进步，但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的发达程度又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的外部安全，说到底也是建立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文化软权力和社会活力加总共同构成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说，国家系统化的实力强弱，决定了国家的安全与否。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国家正处在全球化快速深度发展过程中，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给国家带来严重困扰和挑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与霸权主义、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局部战争等相伴随，对世界各国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现实，要求人们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才能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事实也说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难以应对国家安全的系统性问题的。

　　坚持系统观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传统安全理论在处理上述问题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表现为重视外部安全、忽视内部安全，重视国土安全、忽视国民安全，重视自身安全、忽视共同安全。当然，国际学术界也日益对上述缺陷有所察觉，因而，关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发展安全”等概念不断被提出并加以讨论。尽管如此，在总体上，安全研究的侧重点仍然是在追求通过国家实力的运用将安全威胁排除在国土之外。这显然是霸权国家和强权国家的安全话语权主导的结果。因为，在这些国家看来，其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是优越的，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他们所定义的非民主国家，所谓“民主国家间无战争”表达的就是这种偏见。但是，就如上文讨论所涉及，内部安全、国民安全和共同安全不但困扰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从内外部挑战着霸权国家和强权国家。事实上，在安全问题日益变得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个别国家追求的所谓“绝对安全”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相反，只有在重视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自身安全的同时，重视内部安全、国民安全和共同安全，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安全问题。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所在。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上致力于共同富裕，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致力于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国际上致力于“共同安全”，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坚持系统观念所得出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