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2023年以来，虚假摆拍事件在互联网平台屡有发生。个别创作者为博眼球、赚流量，在网络空间中利用虚假人设、情节、场景等编造不实信息，凸显对立或冲突效果。这类视频擅长采用社会新闻故事原型来隐匿虚构意图，通过夸张式编排来撬动用户传播。例如，有摆拍“姐弟俩被抛弃靠捡垃圾讨生活”的，也有摆拍“被前夫殴打”乃至“慈善活动”的。

　　作为信息集散地，互联网平台应当承担起治理谣言的主要责任。但互联网平台更多只能实现“事后治理”，即对已经造成危害的明确的谣言进行清除，却难以实现“事前”或“事中”控制，即在危害发生前遏制谣言传播，这更需要新闻媒体（尤其是专业媒体）的协同。

　　然而，现实情况是，伪装成社会新闻的虚假摆拍视频反而受到不少新闻媒体助推——有媒体为抢时效，在信息还未核实时就率先评论、转发相关视频，推波助澜，扩大声量，引发更多关注；还有媒体没有履行核实责任，直接选用用户生产内容二次加工发布。可以说，在虚假摆拍舆情事件的背后，新闻媒体起到了舆情效应溢出的推动甚至“煽动”作用，在社会层面造成了更严重的传播误导和谣言发酵后果。学界与业界均需反思，在用户生产内容纷繁复杂的平台生态下，新闻媒体应当秉持何种原则、承担哪些责任，才能避免成为谣言的助推者。

　　媒体原则：坚守自主性与专业性

　　在谈论媒体责任之前需要首先厘清媒体原则，方能使媒体在一定共识框架践行责任。本文认为，在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生态下，需要重申媒体“自主原则”与“专业原则”的重要性。

　　自主性原则，即新闻媒体应该坚守新闻价值的独立判断力，避免被“带偏”。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媒体传谣的最大原因是新闻媒体陷入了自媒体的反向议程设置漩涡中。传统来说，专业媒体承担着设置社会议题重要性排序的角色，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空间的扩展和以用户为代表的自媒体话语权加强，“应该关注什么、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主导权向用户迁移，也就是说当前不仅仅是媒体影响我们想什么的时代，而是用户影响媒体想什么的时代。一方面媒体被卷入时效压力的漩涡——自媒体随时报道、全时在线的“即时性”促使专业媒体压缩编审校流程，不得不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牺牲新闻真实性的方式在短平快的节奏里完成新闻生产；另一方面，个别媒体为了跟上社交媒体热点和用户注意焦点，不加审视地对社会热点进行跟风追踪报道。因而，重申媒体自主性，是媒体践行责任的前提。

　　专业性原则，即新闻媒体应该坚持新闻生产的专业化流程，避免制造“伪新闻”。媒体传谣的另一原因在于许多新闻媒体在新闻生产流程上存在伦理问题，自律性不足。例如缺少采访、审校环节，直接挪用用户生产内容而涉嫌造谣；或是缺少公共审慎视角，直接转发和聚合已有信息，导致新闻质量低下。长期来看，低质量新闻会造成新闻景观的整体“漂移”，即新闻所反映的媒介真实与事实世界出现偏移或背离，“伪新闻”构筑起一种歪曲客观世界的拟态环境，并遮蔽着“真新闻”， 不仅影响了新闻对事实世界的呈现，也严重影响了新闻功能和新闻价值的实现。从专业性原则来看，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是秉持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视角来约束与净化信息生态，因而新闻媒体工作应该超越普通公众所能做到的信息转发，力争创造并维持一个所有公民有权参与的公共领域，让所有公民关心的话题都能得到清晰阐释、协商。毕竟，并非所有用户都具备采集、组织、分析事实的能力，而新闻媒体正应从专业角度弥合这种角色缺位，建立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信息生态。

　　媒体责任：信息甄别、价值引导、真相披露

　　在一个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从价值定位来说，新闻媒体已不再是一线内容生产者，其角色应转型成为一线内容生产者提供专业支撑、价值引导和创新开拓的规则约束者。因而，新闻媒体有必要在谣言治理链路中承担更多义务，本文认为，新闻媒体责任的展开空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夯实基础，提高信息甄别能力。处在信息二次传播和编辑加工环节上的新闻媒体应该将甄别信息质量作为基础性任务，以核验信息真伪为基本目标。面对用户生产内容，可以通过交叉印证等手段验证真伪，以免因信息失实造成误解和伤害；面对已在传播的热点事件，可主动采访事件当事人，避免将舆论场中的不实信息加以定性与报道；对于未甄别的信息应采取审慎态度，杜绝非严谨的采集、评论与转发，发挥好去伪存真的监督作用。

　　其二，强化定位，完善价值引导功能。作为价值引导者的新闻媒体，不仅应该对自己所生产的信息有把握，还应提前对信息传播效果和可能产生的用户情绪与情感期待进行充分预估，适时做好整体社会信息表达、意见表达、情绪表达的总体协同与平衡。例如，当信息平台中出现舆论热点且用户情绪波动较大时，新闻媒体应当在充分了解舆情事件的情况下跟进事件报道，通过价值引导刹住不恰当的舆论风向，避免社会层面出现大范围的信息误解及舆论偏差，尤其是，不应将因为信息不对成导致的公众对信息的误解和偏差，视作为“不实信息”加以指责，恰恰相反，公众与媒体在追逐真相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抽丝剥茧、柳暗花明的过程，媒体应当对合理追逐中的偏差更加宽容。

　　其三，建立秩序，主动践行真相披露。新闻媒体更深层的责任在于以自主、专业的角色身份主导良好信息生态建立，完善信息生产、传播和治理秩序，压缩谣言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要求新闻媒体应当担负起谣言治理的规则制定责任，积极融入政府、平台等多方主体协同的谣言治理体系中，提高谣言治理的效率及协同性。一方面，新闻媒体可通过传统的调查性报道方式来建立媒介公信力，在社会中构建以信任为基石的传播秩序，实现优质信息供求对接，畅通真相信息传播渠道，为社会信息生产与传播提供专业性的指导规范和框架指南；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还可以借助技术规制手段来配合平台方完成谣言披露工作，通过科学、细致的用户画像摸排和传播策略制定，将有关谣言的披露信息传播到多元圈层中，建立更具针对性和周期性的谣言披露机制，让真相比谣言“跑”得更快、更广。

　　不实信息作为社会痼疾无法根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浇灭不实信息无序扩散的那一把火。新闻媒体特有的信息知晓和影响放大权力应当得到重视，它应当成为“显现隐匿的真相”中重要的一环。当然，这要求新闻媒体更负责任，毕竟，“巨大的权力意味着高度的责任，而伦理的最高准则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