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数据信息室主任、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

　　人类文明进程中，大国兴衰的过程伴随着人口的繁荣与萎缩，特定族群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一个文明的消亡，人口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

　　从世界历史的长周期看，人口并非持续不间断地增长，而是经历了增长与衰退的周期。人口增长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每一轮人口快速增长又带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以及需求品短缺引发的“价格革命”，进而影响新一轮的技术选择和经济增长。有历史学家观察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四次长周期的“价格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四个均衡发展期，工资、物价、租金与利率的周期性变动的内在驱动力量都是人口。

　　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膨胀、劳动力价格对于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人口转型之后的技术选择和经济发展道路仍然绕不开人口因素。人口、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严密而复杂的内在逻辑。那么，人口究竟何其重要呢？从短期来看，年度之间的人口增减对经济社会影响微乎其微；从中长期来看，世代之间的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至少扮演了“二阶条件（Second-order cause）”角色或者乘数效应，犹如“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从更长期的稳态经济来看，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启示，人均产出增长完全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外生技术进步，而后者通常在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更容易出现；放眼到更长时段的人类文明进程，人口就是全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受益于“人口红利”，世界也分享了这一红利，中国的人口力量维护了过去几十年全球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增长的良好环境。但有学者警示，这一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当前中国和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人口大逆转（Demographic reversal）”，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

　　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一般规律。我国生育率下降较之发达国家和一些东亚国家起步更晚，但速度反超了很多东亚国家。快速人口转变和生育率大幅下降归因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人口政策、女性解放等多重因素叠加。从趋势上，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并无不同，从速度上，呈现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超常”状态，“未富先老”特征尤为突出，这意味着人口战略调整的“窗口期”很短，应对挑战的难度也更大。

　　相对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过度，理论上生育率反弹存在潜力。但国际经验也表明，总和生育率下降并不必然带来生育意愿下降，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各国的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量）基本稳定，拥有2-3个孩子几乎是所有国家父母的愿景。我国还存在一个生育意愿的“缺口”，目前平均理想子女数量仅为1.9。这意味着我们既面临着“想生不敢生”的客观因素制约，又面临着“能生不愿生”的主观因素抑制，反映出特定的经济社会与制度文化的交织影响，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消化历史的包袱。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曾经历过出生率大幅提升的“婴儿潮”，随着老龄化进程加深，这一代人陆续进入退休阶段，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挑战。各国“婴儿潮”一代特征有所不同，退休冲击的周期、幅度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存在差异，但都采取了积极应对举措，目前大多已经平稳渡过了冲击高峰。我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冲击刚刚开始，1962-1973年出生人口于2022年开始进入老龄阶段，典型特征是冲击强度大、持续时间长，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1年出生人口为1056万人，1962年出生人口猛增到1913万人，1963年出生人口增加到2604万人，这一波退休人口高峰将持续到2035年前后，最直接冲击是养老金与医疗负担激增，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定的“灰犀牛”，独特的出生队列使得我国老龄化进程及其应对更加复杂。

　　顺应时代潮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是一个慢变量，在没有突发性、重大外部冲击下，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是稳定的，不同于金融、贸易、收入等经济指标，人口变量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这为我们做好前瞻性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人口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在较长时期内遵循特定规律，这意味着我们在应对人口问题中没有太多短周期的政策工具，试图采用类似于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难以奏效且成本高昂，我们必须更多着眼于长周期的预判，战略部署也要顺势而为。“活在当下”的个体思维方式导致我们对短期变化更敏感，对潜移默化的长期演变反应迟滞甚至无动于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认识人口问题，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我们要深刻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既要前瞻性地应对长期人口问题，也要关注人口巨变带来的中短期冲击。按照“开源节流”的思路，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果断启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化解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风险比优化中高收入群体的养老资产配置更加紧迫，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划拨比例，扩充全国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积极做好政策储备，探索“房产税”“机器人税”“数字税”等新筹资渠道。医疗保险制度要遵循保险属性，改革要正面回应历史遗留问题。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体系之间的协调性，鼓励中老年人力资源继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建立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体系。发展始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任何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都是大有裨益的。

　　人口政策要加强顶层设计，生育支持体系要抓住主要矛盾。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变，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育”功能已经让位于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发展，反映在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新成长劳动力已经出现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大逆转”，中国的“女性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是优秀榜样，我们的社会和家庭也要对此做好适应性调整。政策要解决制约生育的“痛点”，妥善处理好女性生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冲突，优先选择既有利于鼓励生育又能够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政策工具。试图让女性回归家庭实现生育水平反弹终究是不可行的，一个积极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须是女性友好与就业优先的政策。

　　人口战略既要确保适度的人口规模，也需要更加关注人口质量。人口质量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基础，优先选择有助于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工具，例如，加强0-3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释放女性生育潜力，对于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也具有深远意义。人口发展理念也要转变，生育的“功能性”属性应该弱化，人口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生产要素”，生育也不仅仅服务于家庭、民族和国家的延续，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文化观念转变是根本，性别平等理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深入人心，社会政策根植于历史和文化的土壤，重塑性别角色需要付诸长期努力，改变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但成效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