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逸凡（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许多产生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早在那时，中华文明就已经在集体主义、全面发展、人民力量、创新驱动、自力更生等方面，同工业化时代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向了相似的方向，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资源，也是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关键抓手。但是，程度再高的契合也只是现象，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揭示现象之后的本质，认清这种高度契合性发生的原因，就无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真正融会贯通。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上所得出的认识，许多是相贯通相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实现有机结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中国土地，融入现代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进一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形”的结合，更是“神”的融合。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已经北达蒙古高原，西接青藏高原，东、南至于大海之滨，丰富的支流水系从周边的高山发源，汇为滔滔江河，东流入海，而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诞生于大江大河及其支流之畔，“灿若星斗”却又相互疏离的文化和古国，也在这个时代里逐渐发展成了争霸兼并的诸侯列国，并逐渐形成了天下必须“定于一”的时代共识。在自然地理形势的影响下，中华文明从早期的“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不同的人群沿着汇聚入海的江河水系接触、碰撞、互动，打破了各地文化封闭孤立的旧格局，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争之世”。面对愈演愈烈的礼崩乐坏和攻伐兼并，中华文明迎来了思想激荡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家争相登场，都以终结乱世、重建秩序为己任，提出了旨趣各异的社会变革方案。最终，西汉的儒生们在新的时代里制作出了统括天人古今、贯通天子庶人的经学，从思想上解决了维护大一统新局面的共同体构建问题，而中华文明也由此迈向了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征程。

　　科学社会主义则诞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逐渐暴露出矛盾危机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原本相对隔绝的世界各地因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开始广泛地联系起来，原本相对疏离的不同文明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与掠夺开始大规模地接触、碰撞、互动，由此揭开了全球范围内动荡战乱的“大争之世”。面对各类矛盾冲突日趋白热化的趋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类思潮风起云涌，以前所未有的影响规模挑动世界局势急剧变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的冷战，最终将人类导向了充满复杂挑战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科学的理论指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引领了人口规模最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胜利，并以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实践，为解决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和全球化危机挑战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方案。

　　不同人群从疏离孤立走向碰撞互动的历史态势中必然伴随着矛盾冲突，而中华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建立全新秩序的时代需求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区别是前者的汇聚态势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塑造的，而后者的汇聚态势则是由工业化的技术力量造成的，这样的区别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人类文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面对的全球矛盾，其实是中华文明在战国时代面对的“天下恶乎定”矛盾螺旋上升的表现。正是相似的历史态势和时代需求，造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趋同进化”，使二者在许多核心内涵上产生了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