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清举（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凝结着我们党以全新视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宝贵智慧，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指明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些重要论断为我们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科学内涵，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生态观。它从生态维度构成并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具有人类文明的高度。此种高度，可从文明的“实体”和“价值”两个层面得到理解。

　　作为实体，文明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形态结构和物质与精神成果积累。作为价值，文明超越具体历史阶段，反映人类对公平正义仁爱道义性的共同追求。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继采集渔猎、农业、工业文明阶段后的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态文明原则在现代化模式上的反映或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规定，是生态性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统一，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从价值含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于世界的最为基本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把文明的指向从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存在的“根”上深化了文明的内涵，提升了文明的高度。文明的价值含义更具有本质性，文明就是合乎道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生态观，也是独特文明观；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解这一现代化模式，一定要有文明高度、战略视野，要有哲学深度、历史广度，要有道路自信、文明自信。

　　（二）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述中，“人”是主体，不仅指个人，也指人类社会。个人的“生”、人类社会的“生”，表现为个体生命质量、生活状态以及全社会富裕程度、福利状态的总体改善、向好和水平提高，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含义所在。“自然”不是世界万物的静态总和，而是一个动态有序的生命过程。《易传》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其生命演化是有方向的，即自然整体的完善、和谐、美丽和生态承载力增量。“和谐共生”实质上是“和谐地共生”。“和谐”，消极地说意味着人和自然无矛盾无冲突的并存，积极地说意味着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协同生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个“生”不单单是人的生命系统和自然的生命系统静态地并存着，更为本质的说是二者构成一个具有向着完善、和谐和美丽进化的方向性的生命共同体，此可谓自然的“合目的性”。作为一种现代化进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是物质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质量改善、生态容量增加同步并行，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易传》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是对阴阳运行的完善性方向的揭示。中国哲学还把自然的“合目的性”称为“天地之心”。张载说：“天地之心惟是生物。”“生”是动态的，永远在路上。《中庸》引《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来形容这种动态的景象。毛泽东则把它化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丽画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重要论述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基础。

　　（三）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是放弃工业文明而退回到农业文明时代，而是把敬畏生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农业文明理念和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工业文明思维辩证地统一起来，形成新的人类文明观，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性障碍已经消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进行“世界观”变革，摆脱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认识“主体”。“人者，天地之心也。”“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新的主体是以包含生态义涵的仁为核心的德行主体、仁德主体，道德地对待自然的主体。重新认识客体，承认自然的生命性，尊重其价值，维护其权利，维持自然的健康生命。“健康”在科学上意味着一套指标评估体系；在哲学上意味着自然系统共同体未遭损害，生态功能完整，处于和谐美丽的本然状态和本真状态，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本体基础和美丽中国的本体基础；在实践上意味着自觉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作为德行主体，既要善假于物，又要维护物，同万物和谐地展开各自生命的精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北宋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明代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这些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义展开。马克思主张，在共产主义这种“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与天地合德、使万物尽性，成己成物、参赞化育，浑然同体的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一致的。

　　进行思维方式的变革，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表现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二者不是孤立的两个过程，而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必须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破除对立意识；树立机遇意识，破除困境意识；善于发现机遇，转化机遇。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推进地区现代化的机遇和动力。绿色意味着技术革新、意味着产业升级换代、意味着把握未来发展先机、意味着在区域或全球生产力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本身就是投资方向，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支点。”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善于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在现代化进程的全局上谋划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转型是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转型，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切换；远不止于采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布局方面，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把全社会提升到一个基于绿色技术集群的更高平台上，引入新产业，提升原产业，创造新业态；在生产方面，进行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优化；在政策供给方面，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推广，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各种渠道。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我国碳排放标准化国际话语权，提倡“碳平等”，保障发展权。

　　（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价值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合理性维度和中华文明“道义性”本质的呈现。生态文明在微观意义上，表现为绿色发展转型的各个方面，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力之处；在中观意义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在宏观意义上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