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清俐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战略意义愈加凸显。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被正式纳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成为蓬勃兴起的学科门类，并催生出一批以问题为导向、跨学科融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探索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对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的有效回应，也是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区域国别学是认识国际区域和国别的方法与理论，不同于现行的独立学科，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山东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50人论坛上提出，首先，应加强基础理论建设，从区域、国别理论出发形成理论体系；其次，应强调区域国别学是综合性研究，也是专门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地缘政治研究，需要回归区域本位。我们应走出威斯特伐利亚框架，走出大国治理范式，走出狭义的区域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同于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主义背景下诞生的区域国别研究。就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认为，应倡导“三个融通”的原则。一是学科与领域的融通。融合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冲破现有以学科为导向的大学专业设置。二是国家与区域的融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坚持体系理论与系统思维。三是中国与世界的融通。既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问题意识，同时要求放眼世界，认识和尊重世界、人类社会、文明的多元特征。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亟须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共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将区域国别学比喻为“聚宝盆”，而这个“聚宝盆”体现为钻石模型。区域国别学的钻石模型包括时间、空间和领域三个维度。从时间维度来说，指研究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空间维度是指区域国别研究应该被分为国别学、关系学和地区学三类；领域维度是指区域国别学研究要分为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和文明问题三个方面。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的建立路径应从人文地理学的视野升级为空间社会科学，并使其成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张骥表示，这就需要研究者进行长期跟踪研究，需要深厚的知识积淀，强化切身的文化交往体验。在学科发展上，应着力解决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态和组织方式的交融和交叉。

　　当前，构建区域国别学教学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正着力探索。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陈靓认为，首先，要重塑课程教学理念，打破院系壁垒，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外语专业中的语言基础积累和专业素养。其次，对于区域国别学课程的设置应推行课程群模式，增加学生对国际区域一体化合作以及中国对外政策、外交特点等相关区域学专业知识的了解。针对低年级与高年级不同学生群体制定不同课程，循序渐进实现培养目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徐薇提出，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分布不平衡，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的区域国别学就需要尽快补齐短板，并加大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冷门区域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突出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激发了学界对传统区域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再思考。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国际竞争更多表现为规则、秩序、叙事与知识体系之争。而知识体系建设是“大国之学”的应有之义，是大国实力增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以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建设为例，他建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应通过原创性概念的生产，增强中国中东研究的叙事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使中国的概念逐步嵌入国际组织和中东多边规范中。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闫伟介绍，现阶段中东研究已经覆盖了西亚、北非共27个国家，知识成果包括工具书撰写、教材编撰、形势分析等，主要内容包括“中东”概念的历史与现实、中东文明内在的结构、中东现实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中东问题的世界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学术支撑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和深入推进，为深化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扎根实践的土壤。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也将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一带一路”十年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推进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远分析认为，一方面，以“一带一路”统筹谋划全面开放新格局。沿海优先开放战略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建设改善了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区位条件，促进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互动和协调发展，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正确方向发展。中国倡导中华文化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全球开放合作、改善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义看来，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推进了当代文明对话，在全球时代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外交作为一种路径，更意味着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慧明提到，中国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低碳转型作出贡献。

　　非洲是“一带一路”积极和重要的参与者，53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的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玉渊认为，当前非洲发展转型与新时代中非合作有着密切联系。中非合作面临新机遇、亟待新作为，一是强化理念认同，彰显中非的“共同点”；二是坚定相互支持，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三是坚持创新引领，不断培育中非合作的“增长点”。此外，中非跨区域合作以及中非社会民间合作已成为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十年来，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取得丰硕成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牛海彬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经历转型升级，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并逐渐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合作关系。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丰富启示，一是充分发挥东道国政府的自主性，强化营商环境宣介和招商引资力度；二是加强“一带一路”项目的联合研究，与多边开发银行建立合作机制；三是强化区域国别视角下的拉美研究，培育拉美的中国研究。

　　近年来，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认为，一方面，“一带一路”研究需要重视战略思维与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应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结合，“三大倡议”为“一带一路”指明战略方向，“一带一路”为“三大倡议”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研究需要提质增效，提升研究人员与研究队伍的综合水平，并以“共商、共建、共享”推进跨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