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统一性”就是“五个突出特性”之一。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呈现出鲜明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统一性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考古证实，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呈现出多元性色彩。但中华文明起源又表现出统一性，即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周边文明产生深刻影响，周边文明又有向中原文明内聚的特点。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用“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火花”，“满天星斗”不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是各自孤立的，他提出的中国考古学六大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破除了中原中心论，又揭示了各区系之间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就是在这六大体系范围内“平衡又不平衡”中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华文明起源中蕴含的“统一性”因素被更多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实际就是对中国浩如烟海的考古资料中“统一性”因素的理论性总结。文明元素的统一性是统一政治共同体产生的重要因素。距今5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后期，中原中心地位更加突出，熔铸了各地区的文化因素，展示出兼容并包与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从这里率先走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将各地区的文明要素最终汇聚成了统一的政治实体。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以国家形态绵延不断传承下来的统一文明形态。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被彻底打破，那时统一的程度还不高，不仅邦国林立、族系林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十分松散，而且王的权力也很有限。虽然如此，统一性的步伐没有停止。三代不断建立巩固标志性的中央都城，加强王权、王畿力量和改变对地方管控方法，至周代，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统一的“天下共主”政治体制。以华夏族为核心，具有共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的多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本特征、思想基础以及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秦汉至明清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巩固发展时期。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是积极有为的治国理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秦的统一、两汉的统一、西晋的统一、隋的统一、唐的统一、北宋的统一、元的统一、明的统一、清的统一，尽管统一的程度、力度和主体民族各有差异，但都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特性的典型表现。中国没有分裂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历史上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的衰落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此，中华民族无论怎样分裂、分裂主体来自哪个民族，最后都要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一个鲜明的特点。

　　统一性有牢固的制度保障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历史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主流方向的核心，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的载体。没有统一性作为根本保障，中华文明就失去连续、创新、包容、和平的基本平台。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走向统一的历史。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历史实践中创造积累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必然趋势，是数千年中华制度文明不断巩固发展的结果。

　　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统一性的重要标识。先秦是统一性制度建设初创时期。夏朝国家结构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方国部落联盟”，有人认为是“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无论学者如何看待，夏朝不是一个孤立的城邦国家应当是共识，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建设中已经出现统一性要素是没有疑问的。商朝国家结构中的统一性因素在增强，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都反映商朝对方国的控制力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有人认为商朝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周朝的国家结构性质也有不同意见，但以礼乐制度、分封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统一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家的发明，先秦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先秦国家统一性不断增强的关键所在。思想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追求“统一性”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主流，要求“定于一”“天下为一”的呼声高涨，一个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代表新的历史潮流的“统一性”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即将降生。

　　秦汉至明清是统一性制度建设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统一性的制度建设创造了历史条件。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相继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各种措施，将战国以来各自为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规范划一，奠定了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的统摄地位不可动摇。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制和军机处，从郡县制到行省制，都是为了保障中央权威的贯彻实施。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就没有政治统一的思想基础。汉代，经过思想家推崇改造，并经汉武帝认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既满足了尊君一统的现实政治需求，又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相契合，成为历代“统一性”的思想基础。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以大一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性”理念，主张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一统”的盛世或治世。因此，历代统治者尽管不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但在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调节贫富、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治理政策制定上，还是可以看到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延续不断的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本保障。

　　统一性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出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也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统一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基础。特别是秦汉以后，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稳固下来，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共同体意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历史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紧紧融为一体。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古今不同，内涵不同，但我们应当科学借鉴“统一性”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统一性是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共同信念的坚强基石。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也是深植于中国人民心中的信念。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更多是灾难。维护统一的根本是制度，统一性的制度建设不仅是历史中国也是当代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制度建设告诉我们，必须继承统一性的制度遗产，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分裂国家的企图，用制度把各族人民牢固凝聚在一起。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寓于多样性中的统一，是多元一体的统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是消除文化差异性的统一，而是在坚守中华文化统一性立场的同时，又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