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

　　近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并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对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作出总结。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体、相、用是中国古人全面认识事物常用的方法。体，即本体，相即现象、相状、形态，用即作用、效用。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化以道为体，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学和文艺形式为相，以变化人的行为气质为用，使人获得道德教化，心灵净化，精神升华，并进一步能够达到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效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可窥一斑。从体、相、用三方面全面认识文化的本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才能在推进文化繁荣的过程中处理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以道为体

　　中华文化是一种“志于道”的文化，无论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都把“道”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有时也指回归本体的途径、道路、方法和规律。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內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都是强调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败亡。

　　孔子明白求道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境界，所以很少谈玄说妙，使得孔子的大弟子子贡也不免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般人很难体会“道”，孔子就讲“德”，即得道之人的德性；如果还是不能理解，就再用“仁”来具体描述得道之人的特征。因此，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而王阳明对仁者的解释尤为贴切：“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也”。具有“一体之仁”的德性，是得道之人鲜明的特征。

　　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提倡“一体之仁”的价值观，是使得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根本，也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根本。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既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抓住“文以载道”，即文化“志于道”的精髓。

　　二、以文为相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得道的圣人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和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有了具体的修身之道，齐家之道，治国之道，平治天下之道。这些“道”都体现在文字上，记载在文章里，渗透在礼乐制度中，贯穿在文艺创作的全过程。

　　“文”的甲骨文和金文像人身上花纹的形状，文的本义为纹身。《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后来，“文”泛指符号，引申为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字作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集形音义于一体，是一种智慧的符号。声音言出即逝，汉字经久不衰。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到小篆、隶书、楷书，可谓一脉相承；虽然形音义多少有所变化，但汉字作为语言文字的载体亘古不变，并且本身具有教化的内涵。陈寅恪先生云：“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文”后来又进而具有了文章、礼乐等含义。典籍（经、史、子、集）中的文章记载的是古圣先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因此，古人强调读书贵在变化气质。《群书治要·序》云：“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在经典的熏陶下，使中国古代士人逐步成为君子、圣贤。

　　礼乐是古圣先王顺应天地自然规律而设定的治人之情的行为规范和制度。《礼记·乐记》云：“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点明了礼乐的教化作用。《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从历史上看，周公制礼作乐，使成康盛世，德教普化，灾害不生，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前后长达四十余年。自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充分认识礼乐“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的“禁于将然之前”“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效果，以礼乐政刑治国，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创下了诸多盛世，因而中华传统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化。

　　所以“文”是指文字、文章、礼乐，以及诗词、歌舞、戏剧、小说、建筑、雕塑、美术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这些都是文化的相（表现形式）。

　　三、以化为用

　　“化”的甲骨文和金文像两个人形，一个正立，一个倒立，会意变化颠倒之意。可见，“化”的本意为变化。《说文解字》解释：“化，教行也”，是“化”的引申义，意为人受教而变化。人们接受了道业、变化气质、改过迁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变革，这种“变革”就称为“化”。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变化人的气质，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所以，以文化人，表明文化以“化人”为用（功用）。

　　古圣先王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及社会人伦大道来教化人民，强调无论是文字、文章、礼乐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以承传和弘扬“道”为旨归，达到变化人气质的目的，因而培养了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孔子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的表现形式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损有益，但是礼“毋不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同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文化的相（表现形式）可以与时俱进，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通过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小视频等创新文化的载体，丰富文化的表达方式，但文化以“道”为体，以“化人”为用的宗旨并未改变。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抓住文化“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本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掌握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从而真正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在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