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王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世所瞩目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一时期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突破了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中国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老路，而是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分流—合流”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两大奇迹的出现提示我们“中国金融一定做对了什么”；与此同时，这也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自信。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廓清历史底色、把握中国国情是基本依凭和出发点，回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价值旨归和着力方向。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大逻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中国金融发展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一是着力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使低收入群体也能分享增长红利，逐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和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注重转型金融发展，践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更好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三是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资本规范发展。四是胸怀天下，在不谋求金融霸权的同时，积极发挥中国在稳定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完善金融治理

　　从金融治理角度看，党的领导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首先，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尤为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凝聚党内共识，提升经济金融政策的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可发挥党的领导在解决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歧的优势，将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整合到同一目标下，避免政策效果抵触或留有空白。其次，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维护国家信用、统领金融与财政、发挥二者协调配合作用的天然制度优势。一方面，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既是创造性地运用国家信用的实践成果，也是兼具财政与金融双重功能、运行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金融化”，党的领导将有利于在制度层面压实各方责任，“谁家的孩子谁来抱”，统筹应对财政金融风险的互溢。再次，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金融治理现代化。重点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治理机制，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这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风险定价和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超越“发展型政府”、构建“创新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在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人民）的力量，着力加强对资本、平台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的社会监督。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中国经历了40余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发生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积累风险，而在于中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中国在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方面特色鲜明：一是债务积累与资产积累同步，提升了债务可持续性。二是依靠发展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消化了金融系统压力，同时政府也擅长“边发展边解决问题”。三是政府兜底有效阻滞了风险蔓延。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责任形成所谓“四位一体”赶超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宏观杠杆率，但因为有政府兜底和积极应对，举凡金融机构、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领域的风险扩散均受到了抑制。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初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着力解决好以下两大问题。一是以国有占主导的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民营占很大体量的实体经济。金融服务讲究“门当户对”，国有主导的金融机构存在所有制偏好，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格外青睐，而对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匹配度较低。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规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金融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治理结构的优化，打造新时代的“门当户对”。二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支持科技创新。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重点服务领域，保持高技术产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首贷和续贷投放力度。另一方面，支持商业银行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出资创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支持资产管理产品依法投资包括未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在内的权益类资产，实现资管产品期限与其所投资资产期限相匹配、与科技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此外，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切实发挥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底线，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俄乌冲突、“金融武器化”进一步凸显了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一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安全。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尤其是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配置风险方面的功能，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以金融发展促金融安全。二是补齐金融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是完善支付清算体系，面对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以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货币为抓手，加快推进支付结算手段的多元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强与金融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张力。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一方面瞄准硬核技术，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练好内功”；另一方面瞄准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通用人工智能、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字货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提升中国在金融与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