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期复苏挑战与长期持续增长目标，数字经济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思路？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接，数字技术的直接作用更多表现在疫情期间，它促成了无接触交易，引导经济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如电商、外卖、远程科研教学等活动，数字技术对疫情期间正常经济活动的维持发挥了很大作用。后疫情下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更直接，其有助于民众延续疫情期间形成的数字化习惯：比如参加各种线上研讨、外卖与网购等。

　　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结构性机会”，本质上涉及一个长期增长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周期性因素，比如：第一、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形态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能否跟上？数字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第二、人口老龄化使得将来劳动力供给减少，与之相应的医疗社会护理需求增加，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否解决或者缓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中国正好处在一个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门槛的阶段，我们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肯格林的研究显示：通常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到一个阶段，会出现停顿，大概停顿在15000—16000美元。中国已经很接近这个水平。当我们人均收入再提高2千到3千美元后，就面临这个问题：经济将持续发展还是有可能停顿在那个水平？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机会”，对于经济的贡献，其结构性意义要大于周期性意义。

　　国家为什么在数字经济领域战略规划频出？如何抓住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我们都能感受到数字经济的突出表现和国家的特别重视。这可以从几方面看：

　　从宏观指标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在全世界排名前列。比如：数字经济的规模、市场的渗透率、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以及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创新等，中国比较稳定地排在全世界第二，这非常了不起。

　　从决策视角看，数字经济对民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改变，很多方面活跃了经济。

　　从政府角度看，当前的问题更多是如何实现长期增长。官方说法是从第一个百年目标以后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两个百年目标间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第一，现在收入水平和成本均提高了之后，创新变得很重要。过去是粗放式增长，现在要靠创新驱动；第二，过去是有人口红利，现在变成人口老龄化，怎么化解其对经济带来的影响；第三，过去全球化的环境非常开放，现在国际环境不同了。

　　基于这些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动力。如果过去是靠出口、靠投资、靠房地产，下一步中国经济靠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数字经济提供了下一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比如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政府这种提法是有开拓性的。数据要素如果利用好，整个生产过程效率就可以提高。同样的资本、劳动、土地、技术投入，数据如果利用得好，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不增加劳动、资本、土地等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可以增加，这就是数据作为第五要素的最根本作用。

　　当前的问题是数据量比较大，数据利用程度比较低，但这确实给中国持续赶超提供了机会。过去我们靠市场化改革、靠学习、靠模仿创新，现在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本身有可能提供一个新的加速器，成为效率的助推器，使中国一开始就站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

　　那么，企业发展如何抓住数字经济的“结构性机会”？观察银行数字化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马太效应”——规模比较大的，投入了很多资源、人力、物力去做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发展效果相对好一些；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银行也试图做数字化转型，但客观来说效果一般，真正对效率的改进不明显，回报也很少。

　　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每个人都离不开，但是真正走向数字化，对每个企业家来说，还是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做法，不是说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自动化程度要看规模效益，得有规模才行，没有规模硬去做难有好的回报。

　　所谓规模，简单说包括：大的市场、多的客户、多的数据。如果你没有规模就上系统，恐怕是要赔钱的。但这不意味着小企业就没有办法做数字化。

　　企业家要从根本上厘清最核心的问题：企业当前面对的最大痛点是什么？要尽量去解决痛点问题。解决问题不是否认战略眼光。解决痛点问题的好处在于，不管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只要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改变经营效率，就能产生回报。这样的数字化经营，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否则都去做一个非常宏大的系统，最后没有一定规模的客户积累，其实没有意义。数字化方向不可逆转，大家都要做，但要找最适合企业自身的事情并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