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至今，受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影响，部分西方学者依托民族国家叙事宣扬“中国乃汉族国家”，用所谓殖民话语解释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他们不仅否认历史事实，还攻击新时代中国的边疆治理政策。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

　　制造“民族国家陷阱”

　　1840年以后，伴随着条约体制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民族国家建构叙事对中国影响甚大。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基于“追赶”的心态，不免模仿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来塑造国民、建构国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持续发展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反思：从传统王朝国家体系的“大一统”理念转向民族国家体系的“均质化”观念，是否符合中国历史演变的实际情况？事实上，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及成员国相互承认，应被视作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民族国家的排他性治理权力形成于具体历史场景（近代欧洲），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通行于欧洲的“特殊主义”国家形态演变为风靡全球的“普遍主义”世界体系。中华民族概念之所以能够引起长时段、大规模的论辩，乃因学者们一直希冀将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装进信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概念体系去呼应西方理论，而以西方的历史经验提炼的宗教、族裔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无论怎么“削足”，终不能“适履”。

　　中华民族并不是西方经验意义上的“民族”。西方经验意义上的民族，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王权与教权的反复争夺中形成的。因此，以西方世界经验提炼的民族概念不仅不能解释中华民族的内涵，反而制造出无数麻烦。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即便在欧洲，也“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新建立的国家仅仅在理论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他们和欧洲历史上的君主制国家一样，都是多民族的。就此而言，西方学者以近代国家形态来想象、理解古代国家，用民族国家观念来审视中国的历史疆域，宣称“长城以外非中国”，本质上是在制造“民族国家陷阱”。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及其赋予的方法论会在基本的“中国”问题上难以自洽：学者研究当前某一地区的历史，考察其历史疆域之演变，往往不自觉地使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话语体系、叙事方式去框套历史疆域形态，这种硬搬过来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中的领土原则，自然与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方枘圆凿，与中国历史疆域观更是扞格难通。

　　以殖民话语框套中国历史

　　“因俗而治”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基本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该政策的核心。“因俗而治”的政策与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中央王朝在边疆施政并维护当地社会稳定。

　　然而，在西方殖民话语体系下，一些国外学者把古代中国描绘为一个与近代英、法、德、日等类似的“殖民帝国”，而中国王朝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亦被视为“殖民活动”。这源于他们以近代西方历史语境解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历程。欧洲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以民族国家形式从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或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帝国”“殖民”已成为其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中国则是基本保留前近代疆域的现代国家，一些西方学者将这种“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中国的神话”。因此，以近代西方经验框套中国的历史变迁，自然无法解释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与文明延续问题。

　　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扩张拓殖不同，中国历代王朝凭借“大一统”“天下观”“华夷同源”等理论，致力于将“诸夏”与“四夷”联为一体。历史上，华夏边缘地带的区域文明板块如“东北渔猎耕牧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西域绿洲农牧文明”“青藏高原农牧文明”等，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注入不竭动力。受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影响，各区域文明板块开创了各自的早期历史文明支流。这些支流在历史的长河中交相融汇，遂成主流，共同缔造了中国疆域、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并赋予古代中国各王朝和政权文化继承性与疆域连续性。

　　西方学者的殖民话语和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其研究结论被反华势力利用，成为煽动分裂中国的理论基础。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当前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大背景下，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围绕新疆、西藏等地区炒作所谓“殖民主义”，进而制造“强迫劳动”“文化灭绝”等所谓“议题”，歪曲抹黑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治理。

　　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等产生于特定环境和经验条件下，并不具有历史应然的超越性。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时，我们应立足于中国从古至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流趋势和基本事实，切不可简单套用西方概念、移植西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