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锦前（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

　　举世闻名的小河墓地，位于新疆若羌县孔雀河下游河谷以南约60千米的荒漠之中（罗布泊地区）。2002—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发掘，共计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千余件、保存完好的古尸30多具。墓地年代为距今4000—3400年前后，是夏商时期塔里木盆地特色鲜明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为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社会宗教信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小河重现

　　考古学和古人种学研究表明，小河墓地的古代人群应是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一支独立人群，属欧罗巴人种与亚美人种之间的过渡人种，主体应与来自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种古欧洲类型有关，在进入新疆地区时与蒙古人种人群产生了长时间的基因交流。分子考古学研究表明，小河墓地的早期人群应是古北欧亚人群与古代东北亚相关人群混合形成，时代约在距今10000—6000年间，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群之后才逐步进入新疆地区（聂忠智《小河墓地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7日第7版）。

　　小河墓地的主人系欧罗巴人种，但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与当时的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就有产自新疆的和田玉，表明至迟自商代晚期始，西域的玉石就已流行至中原，两地之间存在经济、技术、文化或人群的交流。可以说，小河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河文明的发展历程，实则反映了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大地上不同族群和文化如何被华夏文明所融合吸纳而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对不同族群和文化的包容与接纳，恰恰表明了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小河文明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深刻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和包容性。这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各族人民共建美好家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尊重历史，运用科学手段充分发掘其所反映的丰富历史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明西域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和族群融合过程，及其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中国”与边疆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期的何尊铭文。《诗经》等文献中也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秦汉。如《诗经·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庄子·田子方》：“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中国”皆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可见，狭义的“中国”是指中原华夏地区，是以华夏族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

　　最早的中国是华夏族建立的政权活动区域。夏商周时期，华夏集团逐渐融合周边各族不断发展壮大，使早期中国的范围越来越大，边疆也不断向四周扩展。正是因为三代时期的四土边裔族群如众星拱月般拱卫着中原华夏族并不断向外扩展，早期中国才形成了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国家。秦汉建立后，又继续向四至开疆拓土，边境进一步向外拓展，持续融合吸收新的族群和文化，其成分也越来越多元化，华夏民族因而不断壮大，从而奠定了今天广义“中国”的基础。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一词并非凭空产生的。夏商周时期，位于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之所以被称作“中国”，显然是相对于周边的四土边裔地区而言的，没有四土边疆的拱卫与支撑，何来“中国”？因此，“中国”是四土的中国，“四土”是中国的四土，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考古实证西域自古为禹域

　　商周时期的中原和四土地区，亦即广义的“早期中国”。实际上，早期中国也包括西域。考古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皆明确表明，早期西域与中原地区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经由西域的古丝绸之路（或称“前丝绸之路”），将遥远的西方与东方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西域经河西走廊至中原内地的交通路线，史前时期即已畅通。

　　2017年，陕西西安栎阳城遗址出土一件战国时期的秦国陶片（TG34h124：1），其上有完整的戳印文字“高甘来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栎阳陶文》，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高甘”即“高昌”，即文献记载的西域高昌。“高甘来请”，即高昌国的使者来朝觐（秦王），系两周时期文献中常见的大事纪年类铭辞，可将文献有关高昌的记载由西汉向前推移至战国时期，极大地扩展了学术界以往对于高昌的认知。

　　陶文记录了当时西域的高昌国与秦人的交通往来，见证了先秦时期中原王朝或诸侯对西域开发和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以及古代西域各民族的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过程，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西域的高昌国已成为秦国的藩属。战国时期，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已有深层次联系，文化上已有深度交融，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影响以及边疆各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95MNIM8：15），其上织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及景云、嘉禾等祥瑞图案，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等文字巧妙列织其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织锦铭文记录了公元前61年汉军讨伐西羌的战事，反映了汉代流行的占星术和兵阴阳思想，是兵阴阳思想在伐羌战争中的实践和运用，是中原的儒学和诸子思想传播到西域的重要实物与文字证据。织锦见证了汉宣帝伐西羌、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汉文化在西域传播，以及西域各族人民共建家园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重要历史见证，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彰显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西域和中原地区从史前时期开始就有频繁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和族群的交通往来，随着文化和族群交流的不断深入，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战国时期，高昌国成为中原秦国的藩属，“高甘来请”陶文的出土，以确凿的文字证据，将历史上的西域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证了早期中国也包括西域这一史实。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王朝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星”织锦出自西域，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提供了更为确凿的实物和文字证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前，作为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边疆考古研究发展得如火如荼，新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即近年边疆考古的标志性成果。边疆考古的最新成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边疆考古工作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至为关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在新时代，要解读文明历史，传承中华文化，赓续历史文脉，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进一步强化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对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加强早期四裔及边疆地区文明进程和族群融合过程及其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的作用研究，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尤其是早期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当前，边疆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碰撞交流、语言文化的交流交融和认知思维的内在统一的历史脉络及一体化的进程梳理清楚，从考古学角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清晰完整地揭示出来；把中华大地上民族交融的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故事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切实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团结中华儿女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