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全面深化改革、人工智能立法、数字技术发展、碳普惠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颜晓峰：改革是促进文明在不同领域得到发展提高的过程】

　　天津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指出，现代化进程需要改革驱动、依靠改革开路，不停顿的改革是现代化社会的显著标志。改革就是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生产力得到更为顺畅的发展，创造出更为多样、更高品质的物质文明，同时生产关系也在这一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更为合理、更为先进的制度文明；要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经济基础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维护好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同时促进上层建筑自身加以完善，政治上层建筑更有效率，思想上层建筑更具引领力，与经济基础的发展更加相适应。文明内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各环节之中，改革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同时也是促进文明在不同领域得到发展提高的过程，改革趋向新型文明。现代化不仅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要求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软实力。改革对于文化变革、观念更新、价值塑造的作用，也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写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张扬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改革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改变作用，是在改革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过程中，促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关系的生成，将新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本质属性，以思想观念、价值准则的形式体现出来。改革还包括对思想文化生产的体制机制进行调整，使之更有利于产出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新型文明在新的思想文化滋养中生长出来。

　　摘编自《北京日报》

　　【李国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快人工智能立法进程】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李国祥强调，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在发挥多方面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安全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构建并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机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步伐，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在加强对人工智能监管、防范人工智能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的监管需求日益增长，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缺少人工智能安全监管的专门法律，在一些促发展、保安全的关键问题上还存在立法空白等。我们要进一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快人工智能立法进程，推动人工智能相关立法工作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尽快制定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为相关技术的研发、应用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聚焦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制定法规政策、行业规范，强化人工智能技术滥用的法律约束，逐步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体系，为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

　　【丁强：数智时代为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丁强表示，在数智时代，数字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信息化带来了更快的传播速度和广泛的覆盖面，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迅速传播到全球各地。不再受限于实体展览或地理位置，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方式，传统文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其次，智能化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技术，提升了文化传播的互动性和沉浸感。人工智能通过用户行为分析，能够实现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内容推荐，使得文化传播更加符合受众的兴趣和需求。而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则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中华文化，无论是虚拟的博物馆游览，还是沉浸式的传统节庆体验，都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立体，增强了受众的文化认同感。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数智时代为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合理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工作提质增效，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数字形态，构建数字化档案，进行永久性保存和活态化传承，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出去。这些技术的结合，不仅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陈超凡：促进碳普惠从“绿色激励”向“绿色资产”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凡认为，碳普惠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励个人、家庭、社区及中小微企业绿色减碳的创新模式，旨在将微观主体分散的减碳行为转化为可用于碳足迹抵消、碳市场交易或多元激励兑换的“绿色权益”。近年来，我国在碳普惠制度设计、平台建设、方法学开发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各地相继出台综合性、领域特色性碳普惠方法学，为减排量核算提供科学依据。数十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数字碳普惠平台陆续上线，如北京上线首个绿色生活碳普惠平台“绿色生活季”，上海推出了绿色出行一体化平台“随申行”，武汉打造个人数字碳账户平台“武碳江湖”。平台实现个人碳减排量的计量与可视化，可用于兑换礼品礼券，还支持将减排量捐赠至公益项目、参与“碳中和众筹”等活动。尽管如此，碳普惠体系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制度体系尚不健全，技术规范、平台功能和应用场景不够成熟，缺乏系统的价值量化机制和市场转化路径。打通碳普惠“减排—资产—融资”链条，促进碳普惠从“绿色激励”向“绿色资产”转变，不仅是提升消费端减排内生动力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碳普惠价值跃升的重要方向。

　　摘编自《经济日报》

　　（光明网记者陈锐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