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数字贸易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如何用好数据资源、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值得关注。作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的重要途径，数据贸易近年来快速发展，相关创新业态不断涌现，正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应抢抓新机遇，加强相关政策与机制创新，不断破除制约因素，塑造我国数据贸易新优势。

　　具有广阔前景和重要意义

　　作为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交叉领域，数据贸易是以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支持数据贸易发展，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于释放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外贸新增长点。近年来，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外需不确定性上升，提前布局、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尤为重要。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与数据贸易关联度较大的全球信息服务出口额从2018年的约409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约638亿美元，数据贸易市场显现出巨大发展潜力。抓住机遇大力促进数据产品和服务出口，能够推动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与货物贸易互为补充，进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更优、质量更高、韧性更强。

　　推动产业向新而行。数据贸易是我国数据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途径。积极发展数据贸易，可以有效汇聚全球数据资源、集聚全球数据服务商和数据经纪商、引进和应用国际先进的数据加工处理技术、提升我国数据国内流通和跨境流动治理能力，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数据与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紧密相关，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与产业变革的关键要素。通过发展数据贸易，形成高水平的数据加工能力、产出高质量数据产品，有利于加快构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数据底座，进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数据要素支撑。

　　占据全球竞争主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进，数据贸易发展机遇受到各国关注。不同国家在全球数据贸易价值链中的分工与位势有所不同。美国拥有如亚马逊、谷歌等一批知名数据服务商、数据经纪公司，每年向全球出口大量数据库服务、金融数据模型授权和人工智能信息服务，数据贸易规模遥遥领先。欧洲凭借相对完善的数据法律保护体系与规范的数据贸易市场，吸引了大量合规业务，成为全球数据贸易的重要参与方。其他国家或以数据服务外包为主，或停留在原始数据出口阶段。面对日益分化的全球数据贸易发展版图，尽早谋划、系统布局我国数据贸易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和贸易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使我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与合作中占据主动。

　　尚需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

　　近年来，我国数据贸易蓬勃发展。2024年，数据生产量首次突破40泽字节，达到41.06泽字节，同比增长25%。与数据贸易相关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7141.5亿元，同比增长12.2%。数据领域相关企业数量超19万家，数据产业规模超2万亿元，到2030年有望达7.5万亿元。我国将在北京、浙江、安徽等地部署建设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支持各地在培育经营主体、繁荣壮大数据市场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北京、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布了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积极推动数据产业和数据贸易发展。总体而言，我国数据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不断增强，国内政策和平台载体不断完善，涌现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据服务商，极大推动了我国数据贸易的发展。但也要看到，进一步挖掘我国数据贸易发展潜力仍面临一些瓶颈与制约，数据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仍需夯实。

　　一是确权机制待完善。个人、企业和数字平台等多方主体参与数据形成过程，数据的存储、传输和处理往往跨越多个国家，造成了数据权属界定难，限制了数据交易的发展。此外，我国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尚不能完全适应商业实践的需求，需进一步完善。

　　二是定价难题待解决。数据具有异质性、非标准化、非排他性、时效性强等特点，叠加数据质量、供求关系、应用场景、市场成熟度等因素影响，数据价格不确定性强，这影响了数据的大规模、标准化交易。目前，我国以数据交易所为重要依托，积极培育包括数据价格评估在内的数据中介服务体系，但仍无法完全满足数据贸易对定价机制的需求，大规模数据跨境交易的定价难题仍待解决。

　　三是成熟交易模式待探索。数据贸易作为新型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业态，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一些地区进行了初步探索，例如，上海建设临港新片区国际数据港先导区，新建直达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光缆，发展数据跨境服务产业；海南打造全国首个数字保税区，聚焦工业数据处理，探索国际数据服务外包与跨境数据流动新模式。上述做法都是地方层面的创新尝试，尚缺乏更高层级、更为系统的制度安排与设计。

　　四是出境合规成本待优化。数据承载着重要信息，有些涉及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目前我国已构建了合规路径，包括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但现有数据出境合规成本对于部分企业而言仍然偏高。

　　此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贸易环境也有待改善。不同国家和地区数据格式、分类标准、编码规则等存在差异，尚缺乏全球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交易过程中需进行大量数据转换和适配工作，数据处理成本和发生错误风险增加。部分经济体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搞“小圈子”，造成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呈现碎片化、集团化、区域化。

　　在高水平开放中形成合力

　　数据贸易蓬勃兴起，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对全球贸易的模式、结构、规则产生深刻影响。推动我国数据贸易高质量发展，需强化顶层设计，支持、引导数据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携手相关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形成发展合力。

　　构建对接国际的高标准数据贸易规则。依托国内数据交易所，探索符合交易商业模式的数据确权、定价以及分类分级保护等规则、制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数据跨境安全保护与合规认证体系、交易与流通规则，在确保我国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相关制度构建可借鉴采用国际规则和标准。协同各方解决数据主权、数据安全、监管政策等方面的分歧，积极开展国际可信数据空间建设，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积极参与数据领域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推动制定全球或区域统一的数据格式、分类、编码标准规范，为我国数据贸易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规则支撑。

　　探索更加多元的数据贸易模式。一方面，支持有条件的数据交易所发展数据交易国际专区或探索数据交易国际版，做大场内跨境数据贸易规模，进一步完善跨境数据交易生态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促进数据产业与数据贸易融合发展，支持有条件的数据产业园发展跨境数据加工、处理与服务业务，积极发展“两头在外”的数据加工产业，做大做强数据服务贸易规模。可考虑在海南自贸港及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国际数据服务合作试验区，打造一批国际数据加工与贸易枢纽，促进数据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等多业态发展。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据贸易经营主体。在市场营销与广告、金融保险、医疗健康、零售与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一批数据服务商、数据经纪商并支持其国际化发展。鼓励大型数据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推动全球主要数据交易主体和平台建立联盟，实现数据资源共享、规则互认、交易互通。

　　加强数据领域国际治理合作。积极开展数据贸易合作领域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加强与数据贸易相关的政策对话和规则协调，推动数据跨境高效、便利、安全流动。积极履行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谈判中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承诺要求，推动落实《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在与相关国家商签的区域经贸协定中，积极落实倡议内容。携手各国共同开发利用数据资源，不断优化我国数据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