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坤如（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与治理范式。从医疗诊断精准赋能到智能制造的提质增效，从智慧城市的高效运转到民生服务的普惠升级，从自动驾驶的解放双手到金融监管的精准风控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已经释放出巨大发展动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伪造、脑机接口的隐私侵犯、算法偏见的伦理限制等问题层出不穷，成为制约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堵点和痛点。如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正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核心议题。

　　2019年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成为这份文件的主题，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共担责任”原则，明确了研发者、使用者和受用者等各方责任。2021年9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进一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六项基本伦理要求。坚持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全面增强责任意识，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自省自律，建立人工智能问责机制。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既是顺应全球科技治理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实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伦理共识和全球协作的考验，更是对思维范式的转换。

　　第一个范式转换是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超出人类主体范畴。人工智能中的责任主体与传统的责任主体有所不同，传统的责任概念主要关涉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分配，主体是人类；而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推理和自我决策能力，可能具有潜在的责任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拓展主体范畴，从人类到人类与智能机器共担责任。责任主体的范畴拓展需要归责范式的转换。当人工智能自主决策导致损害时，传统“工具论”难以认定责任。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事故中，若AI系统自主决策，谁应该为事故负责难以界定。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突破人类范畴，从“工具”走向“主体”，需建构新的归责规则，明确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责任边界。既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等“以人为中心的”的主体责任，也需要关注人工智能体或者道德机器的类主体责任。在研发阶段，通过“道德物化”将人类道德理念“嵌入”人工智能体，使人工智能体的行为符合人类价值观。通过人类“自律”和人工智能体的“物律”以及制度的“他律”等手段，把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外在的“监督”责任与内在的“介入”责任相结合，让人工智能符合人类目标。

　　第二个范式转换是前瞻性责任取代后果性责任。德国马克斯·韦伯和汉斯·乔纳斯分别基于政治行为和科技伦理提出“责任伦理”。他们认为，行动者的责任是寻求达成既定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或工具，并对其行为后果负责。责任伦理为现代技术、政治和伦理领域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强调人类行为需以责任为约束。这种责任是后果性责任，有其理论局限性。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事故中，若AI系统自主决策导致损害，如何界定责任归属成为难题。这需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提倡前瞻性责任。所谓前瞻性责任，指在技术发展初期，通过法律、伦理或技术手段提前预判并约束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确保其发展符合人类利益。例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与传统的对已经发生事件的追溯性道德责任相比，考虑到人工智能潜在的巨大影响，人工智能责任主体应该积极承担起前瞻性道德责任，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目的、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有比较清醒和全面的认知，并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通过积极主动的前瞻性研究，提前分析人机之间不同的主体性责任，为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第三个范式转换是全球视角和价值共识重构取代单边治理。深度伪造、金融安全、数据泄露、系统性故障等风险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若各自为政，则易形成治理洼地，导致单边管控无效。与此相较，多边协商可形成价值共识与互认机制。2023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和重申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其中，第二部分提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助力各国平等参与智能化发展进程，弥合全球智能鸿沟，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探索形成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研判、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

　　人工智能治理之所以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在于人工智能具有跨国性、系统性与公共产品属性，单一国家无法闭环应对风险、统一标准与均衡发展，唯有多边协同，才能守住安全底线、避免治理洼地与技术割裂，让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普惠全球。人工智能的有序发展需要达成“普惠共享” 的价值分配共识，避免人工智能技术红利被少数国家或者企业垄断，建立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关注人工智能应用社会影响，通过跨国或者跨地区协作探索“人机协作”新模式，避免技术进步带来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等问题。西方治理途径主张通过立法和市场机制防止技术被滥用，中国主张“以人为本”，注重“经世致用”，技术须服务生产生活与社会需求。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需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共同遵守的最低共识，守住人类共同的伦理底线，推行伦理标准互认、建立多边治理平台，对人工智能进行全周期监管。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以人类福祉为核心、以伦理规范为边界、以制度约束为保障，其核心要义在于让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及其实践的哲学研究”（21&ZD06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