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朝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 鲁保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过去我们对这些论断还缺乏应有理解的话，那么，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切身领会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涵和现实意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这一复杂严峻背景下进行伟大斗争的重大战略选择。

　　新国际分工深度发展赖以生存的全球供应链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与超大市场规模经济体追求经济发展健康、协调、可持续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急需依靠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跨国经营所涉及的信息处理和协调成本大幅降低。跨国公司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在全球布局生产流程，优化配置资源，推动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分工进一步细化到生产工序分工。生产过程的碎片化以及中间环节的国际延伸，导致了无边界生产体系的出现。这种生产体系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是一个结构稳定、功能完整、过程连续的庞大供应链。借助于遍布世界各地的供应与服务链，不仅把世界各国的生产者联结成统一的生产总体，而且把产品生产的各个生产环节联结起来，同时还把消费市场和消费者联结起来。以供应链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全球性分散化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但是，全球供应链天然具有脆弱性，可能诱发严重全球性、持久性的经济衰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无时无刻都面临来自自然界的扰动，只是影响烈度不同而已。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这些大大小小扰动项的一种，人类既不能控制它是否发生，也不能控制其什么时候发生。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运用自身的智慧最大限度地控制其破坏力。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强制性地使人类停下经济活动步伐，强制性地中断资本循环过程，强制性地将一个完整连续的全球供应链分割得七零八落。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类似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体，必须建设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提升全产业链水平，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产品，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和稳定性。只有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的经济潜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产能与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基础。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腹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非常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大规模进行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方面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内河航运、海洋运输等在内的立体、快捷交通网络，彻底消除了经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空间阻隔、前所未有提高了要素机动性；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个人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等等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速度、降低了信息获得的成本，消除了信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阻隔，提高了要素机动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制约要素机动性的制度门槛逐渐被消除，区域间一体化程度持续提高。尽管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农村腹地，生产建成环境和消费建成环境还十分落后，产业培育壮大的载体缺失，农民不能就地就近就业，收入稳定性差，消费能力弱，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短板。所以我们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重新赋予乡村在中国发展中更加重要的定位，以大规模农村生产建成环境建设和消费建成环境建设为抓手、“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协同配合，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