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史学研究、“四国机制”、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GEP核算、基础教育公办学位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高翔：推动新时代研史学史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高翔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产生了大量优秀史学成果，必须做好新时代研史学史工作，让史学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要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等，都体现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新时代中国史学应该以社会实践激发灵感，在服务现实中寻找学术增长点。要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广大史学工作者要保持敬畏的态度，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上，决不能“戏说”历史、“恶搞”历史，更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要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从调整学科设置、人员组成、项目管理等入手，坚持多学科深度融合、联合攻关，探索打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壁垒，通过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摘编自《人民日报》

　　【黄海涛：“四国机制”看似声势浩大，实则行之不远】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黄海涛指出，由美日印澳四国构建的“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线下首脑会晤。作为当前美国地区战略调整的重要抓手，“四国机制”集中展现了美国试图搅乱既有秩序、挑唆地区矛盾以维护一己之私的行动逻辑。首先，以“四国机制”撬动并重构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通过“四国机制”的平台，美国力图将印度等地区大国绑定到“反华合唱”中，同时，将在议程和规则设置方面提供更多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其次，刻意挑动地区矛盾以凝聚反华“共识”。由于本地区国家国情殊异，美国试图寻找和塑造各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同立场，“中国威胁”始终被作为拉拢和黏合各方的关键话语。再次，操弄意识形态话题，构建“反华联合阵线”。美国政府有意塑造一种“民主国家的集合”对抗“修正主义国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试图通过巩固意识形态小圈子来促进相关国家在战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虽然美国将“四国机制”视作重构“印太区域”权力平衡的关键，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首先，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四国机制”转化为北约式军事同盟几无可能。“四国机制”成员虽然自称“志同道合”，但实际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对于美国主导下针对中国的安全和军事合作始终保持警惕。其次，“反华联合阵线”严重损害了美国承诺的可信度。美国一方面拉帮结伙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担心被盟友牵连。对于美国多方下注的做法，地区各国了然于胸，美国作为一个可信盟友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最后，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与活力的地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需求是各国的优先选项。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专注于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任何真正负责任的地区国家，都能够在中美迥异的对外战略取向间作出公允的判断。

　　摘编自《光明日报》

　　【郑士鹏：积极发扬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郑士鹏认为，当前，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需积极发扬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积蓄能量、激励斗志。一是要弘扬辛亥革命先驱的敢为人先、锐意开拓的创新精神。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者们投入革命事业，他们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使革命救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新时代需凝聚起坚如磐石的持续革命意志，融入到当前捍卫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人民利益的行动中。二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表明，革命是必然的选择，而党的领导是决定性的力量。当前，在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之下，必须坚持、拥护党的领导，持续发扬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三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亦或是新时代的“人民至上”，都充分证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决心、革命热情、革命斗志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需要始终依靠人民，需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同舟共济。四是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适应于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道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探索适应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崛起及所创造的世界价值，均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必定通往光明的民族伟大复兴。

　　摘编自光明网

　　【丁萃华：五个方面着手，用好GEP核算方法】

　　丁萃华指出，GEP核算是衡量绿水青山生态价值的重要方法，为更好运用GEP核算方法，可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构建统一规范的GEP核算技术体系。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开放性，确定GEP核算原则；在综合考虑现有的地理区划、等基础上，建立中国县域GEP核算分区。二是探索GEP业务化核算路径。细化生态资源分类，进一步形成分级体系并对生态资源要素分类分级体系进行编码设计；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建立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协调的GEP业务核算技术体系。三是创新GEP与GDP双核算、双考核机制。建立GEP核算机制，将GEP核算的具体要求作为县级以上政府的工作任务；构建区域综合发展指数，确定各指标在指数中的权重；编制GEP统计年鉴，形成定期发布能力。四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综合试验区。建立与国民经济相衔接的生态产品分类目录，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和发展；总结生态产品创新实践模式和经验，识别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五是探索GEP核算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办法。构建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主体功能区差异的绩效指数，完善建立生态文明绩效考核体系；明确指标权重与赋分方法，探索建立生态系统价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

　　摘编自《学习时报》

　　【李健：因地制宜增加基础教育公办学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李健指出，从长远来看，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的逐步增长，导致部分区域的基础教育长期处于“高负荷”“高负压”“高强度”的“三高”状态，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既是现实需求也是长远需要，需关注以下两点。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需要“固本”，即提供充足的地方财政经费支持。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并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立足全局、兼顾个别”为原则，构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此外，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需要“培元”，即提供优质、充足的师资力量。地方政府在配置教育资源时要更多地向教师倾斜，调整、优化存量教师，聘用、引进新增教师。教育有关部门要用好教师培训资源，建立教师“招聘—成长—培训”系列计划。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