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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国际关系所依赖的空间秩序正在裂变，这是当下国际关系一系列乱象的根源所在。人类任何活动都在特定的空间，并且由此形成了一定的空间秩序，所谓的空间秩序就是不同的因素在空间中的分配及其互动关系。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迁、技术的加速度以及气候环境和病毒代表的微生物寄生系统构成了国际秩序宏观的空间秩序或者深层结构，而政治体系、经济模式等构成了国际秩序最受关注的理论分析主体，但国际秩序的变革现象则最终体现在人与人，尤其是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最近几年，国际秩序明显进入一个裂变与重组的时刻，各层面的秩序交叠互动，能否在动荡中演化出一种新的稳态秩序呢？在现象背后是国际秩序的深层结构的裂变与重组。
国际关系的宏观空间秩序“活跃”，甚至颠倒，这构成了当下国际关系最大的“黑天鹅”。新冠病毒是最近两年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量，其冲击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可以说是历史罕见，甚至可以说这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让人们感受到已经真切地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也就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也需要“全球供应”，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大大加剧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新冠疫情是人所未料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生物科技和医学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但肆虐的疫情昭示着，人类生活在与病毒等微生物共处的空间，人类的进化也是一个与病毒斗争与共存的过程。
气候系统的变化是地球生态空间变化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另外一个人类难以控制的挑战。地球气候系统的变化根源或许是多方面的，首先需要承认的是，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的漫长的地球历史上，气候系统也出现过多次周期性的变迁，其剧烈程度足以改变地球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存续。大约一万年前，地球的气候系统趋于稳定，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和演化的基本前提。在最近二三百年来，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获取和使用化石能源的能力，人类活动成为改变地球生态和气候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现在地球进入了“人类世”，以此来彰显人类塑造和改变地球生态的能力。从地球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变迁来说，地球系统内在的变迁动力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两大因素，不能过于突出单一因素。
科技所代表的人类智能制造和塑造了一个区别于自然生态空间的人造空间，人区别于其他生物之处在于人类依靠智能重组了地球空间，获得了巨大的能量，比如核能。核武器的开发达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上限”，这意味着人类智能的开发需要转向，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要与自然共生，寻找人与人和平共处之道。
气候、环境、科技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天-地-人”的大空间，大空间结构的重组是国际秩序变迁的“慢力量”，但任何变动都是地壳变动一样的“地震”。同时，国际关系的大空间结构是全球化的牢固纽带和深层基础，人类智能赋予了人类在全球空间中互联互通的能力，形成了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三化）是人类在居住革命之后又一次革命，简单来说，人类先祖几十万年的小共同体历史以及一万年来的政治史还没有见识过70亿人集中于城市居住，生活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空间的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的巨变必然呼唤相处之道的重构，原有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模式如何经受和迎接“三化”的挑战？就当下而言，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经济基础出现了双重裂变，一是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二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各自逻辑的重组。
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裂变来看，全球化所依赖的地缘政治基础出现了严重的坍塌，美国的霸权地位为“多元权力中心”所取代，中美战略竞争备受关注，但是远远不能涵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乌克兰问题或许才是当下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具有爆炸性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黑海北岸、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东、北非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意味着欧亚大陆西端依然是地缘政治的活跃板块，尤其是当下俄乌边境的战争阴云集结，北约的战略重心依然被框定在了北大西洋，这是北约要进行2030年转型以及扩展到全球的最大障碍。另外，美国在印太地区重组地缘政治集团，新建奥库斯安全同盟，尤其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向另外一个盟国分享核潜艇技术，足以看到美国将印太地缘政治化的意图。冷战期间，美国所形成的欧洲、中东和东亚的三大地缘政治板块已经出现巨变，北约和欧盟东扩将中东、高加索、北非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地缘板块，而东亚地缘板块被置换为印太板块。
美国的印太地缘政治战略缺少地缘经济的支撑，或者说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保证了这一地区的韧性与活力。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为基础的市场网络对冲和抵消了地缘政治的冲击，中美的战略竞争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但是经济合作网络依然规定着中美关系的性质。相比于台海，乌克兰发生战争和冲突的风险更高，这是由当下地缘空间性质和结构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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