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新史学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中国史学面貌也确实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方面享受新史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开辟新的学术路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实践新史学宗旨，丰富新史学的内涵。

　　当时的历史学家似乎很难找到新的方式去改造旧史，编订新史

　　在新史学发生之前，中国史学传统已经根深蒂固，花繁叶茂。自孔子以迄晚清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学不仅留下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历史著作，而且在史学表达方式上，几乎所有能想到的著述体例，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历史学家想再发明一个什么新的方式，在20世纪开始那些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断代体、大事记、通志、图表、点评、史论……但凡能想到的体例无一不被发明。当时的历史学家除了在旧的框架下博览群书，排比史料，探幽发微，似乎很难找到新的方式去改造旧史，编订新史。

　　不仅历史著述的形式如此，官方历史几千年所表达的内容也前后一贯，套用一句老话说，千篇一律皆为一家一姓之族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管也有食货志、天文志、律历志，乃至释老志、经籍志等，极大包容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正如后来许多新史学传承者所批评的那样，旧史学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民众，或者说人民的影子，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从来就是大而化之，既没有极为细致的数量分析，也没有底层民众的生活。这是旧史学的最大缺陷。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形是，中国文明素来自誉为举世无双，中国历史学也素来有自己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周边，还是15世纪之后的西方，他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的优长之处，也从中国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学习中国的历史学，尤其没有学习中国历史学的著述体例，没有像我们这样始终如一地重视纪传体、编年体，重视帝王家谱、族谱。东西洋各国在近代实际上延续传承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学传统，注重分析，注重叙事，注重社会层面，而不是只注重英雄，使历史学沦为帝王家谱、族谱。

　　新史学的出现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

　　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历史学渐渐地发生着变化。乾嘉诸老对历史学应用层面的开拓，鸦片战争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如果仔细研索，内中多少都有外部影响在，尤其是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明白地提示了外部史学开始影响中国，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

　　中国历史学真正发生“范式转移”还是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事情。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转型，没有一个全新社会形态的出现，中国历史学当然也会缓慢地向东西洋各国靠拢，也会变化，只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政治面貌急剧变化，让文化的变化迅猛而剧烈。

　　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迫接受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的国民待遇，而这个国民待遇不是参照中国，而是参照东西洋已经近代化的各国。这些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像在东西洋各国一样自由生活，自由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活动。这个示范在最初阶段当然有风险，它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伤害中国体制，谁也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活动毕竟写进了条约，中国也没有办法完全不遵守。

　　随着时间推移，通商口岸带给了中国示范意义，那时的“先富阶级”也争先恐后跑到通商口岸，用各种方式分享通商口岸自由贸易的便利。于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先前几十年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其“用”不要其“体”的洋务自强运动渐渐转向，维新变法渐渐成为时代主题。持续两千多年的“四民社会”开始解体，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中国社会也开始向自由资本主义转轨。

　　近代中国的路径与西方、日本都很不一样。由于在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国家主义主导的发展顺境，缺少最起码的近代启蒙，思想的变化严重滞后。因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期，除了郭嵩焘、郑观应少数智者略具忧患意识、近代思想，整个社会充斥着盲目的自信、乐观，莫名其妙的狂妄。于是，甲午战后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生，中国并不仅仅是调整和重构体制，也引进消化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思想体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甲午战后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变动。严复引进宣扬的“进化论”，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治动力，而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中国历史学的重构、重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重构，有了严复提供的新思想资源，才真正成为可能。

　　据此，我们去看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邓实、王国维等人，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关于中国历史学的思考，就比较容易理解新旧时代转换之际学术进步的可能、力度与局限。

　　新史学的出现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章太炎、梁启超之后，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完全改观，旧的史学范式至《清史稿》完成而走向终结，中国历史学渐渐与东西洋各国历史学趋于一致，这在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等人稍后的研究中，均有完美体现。

　　一百多年过去了，新史学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不再将历史学视为帝王一家一姓之家谱，而是广泛记录、分析社会的变动；也不再是简单的“资政”，而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逼近真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