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德仁、张丛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强调：“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盛世修文、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传统。

　　中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是承载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文献典籍编纂对于文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早在周朝时，周王室就设有守藏室之史，专门负责收藏王室典籍。春秋时期，孔子以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为己任，主持编订“六艺”，开启古代典籍整理编纂的先河。西汉年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群籍，首创了中国图书分类六分法。大型图书文献的编修，是盛世修典的重头。唐太宗组织纂修了多部正史。宋代编纂了很多大型图书。明清时期，则出现了官修《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恢宏的图书编纂工程。历代典籍整理编纂工作，描绘出中华文明史上一道道耀眼的风景，为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作出重大贡献。

　　盛世修文传统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原因，既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也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原因，是悠久历史传统、长期文化积累和良好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历史文献对于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这是盛世修文传统形成的深层心理原因。其次，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文人学者都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的经世致用功能，注重典籍编纂和文献收藏，这是盛世修文传统形成的政治文化动因。此外，太平盛世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文昌盛，为盛世修文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修文立典与繁荣盛世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献古籍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新时代，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等，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部署。“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儒藏》等编纂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国家评选并公布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重点实施《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古籍部分）和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

　　今天的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修文修典，把传承民族文化这件大事办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文化支撑。要实施好各种大型文献编纂出版工程，促进珍稀古籍文献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利用提供便利。做好中华典籍文献的整理、标点、注释和翻译工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普及奠定基础。做好中华典籍文献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研究，深入挖掘其中的丰富思想内涵与人文精神，这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工作。还要做好典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编纂大型文献典籍数据库。促进典籍文献的“活化”利用，通过数字化立体交互方式、沉浸式文化参与方式等，让典籍文献走进人民大众，走进青少年心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古鉴今，知往察来。典籍文献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丰厚传统文化滋养。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文化使命，我们一定要做好盛世修文这项工作，让古老中华文明焕发新的时代荣光。（侯德仁、张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