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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昕（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工业大学基地研究员）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家书用质朴的方式传递着人们最真实的情感，字里行间，有对胜利的热切盼望、有宁死不屈的无畏抗争、有切齿难忘的国仇家恨、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墨迹斑斑，勾勒出抗战十四年中国人永不屈服、顽强抗争的心灵拼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翻阅抗战家书，学习抗战精神，对我们树立正确抗战史观、坚定历史自信，赓续红色血脉有着特殊的意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爱国情怀是抗战精神的思想基石，它集中体现为“勇于担当”。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精忠报国”“以身许国”“位卑未敢忘忧国”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基因。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爱国情怀是强大的精神粘合剂，让四万万同胞超脱党派之争、个人利益，团结起来抵御外侮，凝聚成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
共产党员沈尔七，远在国外仍心系祖国。1938年3月，他带领“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参加抗战。沈尔七的母亲一直留在老家晋江，与他多年未见，“家中甚然困苦”，希望儿子能回家团聚。以前远隔万里，现在近在咫尺，但抗战形势紧迫，沈尔七未能回家探望母亲。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充满愧疚地写道：“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 年5 月，沈尔七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红军战士彭林初得知哥哥抗日阵亡，在给母亲的信中安慰老人家，“为国出力，为祖国求自由，尽忠卫国保民，此事是大的事业。国难之际，最光荣的牺牲很有价值。”抗战将领王孝慈和儿子向俊安并肩作战，在给弟弟的信中，他鼓励不满十七岁的五弟“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英雄也有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在关键时刻也会成为英雄。无数中华儿女在“小我”和“大我”中选择了“大我”，坚定地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涌现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感人事迹。正是无数个抗日战士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感和坚定意志，支撑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军，最终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民族气节是抗战精神的价值内核，它集中体现为“不屈服”。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问题，对“死”的态度决定了“生”的方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当外敌入侵、山河破碎，骨肉同胞惨遭屠戮时，强烈的爱国主义会激励无数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用个人的“死”点燃民族“生”的希望，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
1934年，抗日名将吉鸿昌因积极抗日被国民党杀害，临刑前，他给妻子胡红霞写下诀别信，“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他安慰妻子不必过于悲伤，要悉心抚育儿女。他大义凛然、平静从容，以树枝为笔，在地上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对行刑的人说，“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面对枪口，他毫无惧色，要求敌人“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
抗日英雄谢晋元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指挥官，在战前，他致信连襟，“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大战将至，谢晋元却能够做到心神泰然，说明他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为国战死为荣。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铸就了谢晋元极其顽强的意志。他带领“八百壮士”血战四天，奇迹般地完成了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狠狠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吉鸿昌在刑场上的昂然挺立，谢晋元在大战前夕的从容泰然，绝非孤立的个人壮举，而是那个血火年代里，熔铸于无数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民族气节最耀眼的迸发。英雄的血肉或许消逝于硝烟，但那以生命书写的“不屈服”信念，那为民族“生”而坦然赴“死”的浩然正气，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深深镌刻进民族记忆的深处。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英雄气概是抗战精神的行动准则，它集中体现为“不畏惧”。战争是残酷的，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只有敢于亮剑、血战到底才会有胜利的希望。抗战十四年，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中华大地到处涌现出不畏强暴、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37年8月，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旅长的蔡炳炎率部星夜驰援罗店一带守军，临战前，蔡炳炎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一寸山河一寸血，战争极为惨烈，罗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血肉磨坊”。在战斗中，蔡炳炎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
1937年10月10日，忻口会战前，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的郝梦龄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次日，忻口战役打响，郝梦龄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敌我双方争夺204高地，一昼夜间易手13次，在激战中，郝梦龄壮烈殉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之歌。
共产党员金方昌在狱中宁死不屈，他写道，“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抗日英烈戴安澜率部赴缅参战对日作战，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到，“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疯狂进攻，全国上下军民一心，用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谱写出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必胜信念是抗战精神的内在动力，它集中体现为“永不放弃”。抗战初期，日军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占有巨大优势，东三省沦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接连失守，一时间“投降论”“失败论”甚嚣尘上，战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民众陷入极度迷茫的关头，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尊重客观事实，以唯物辩证法为原则，把握战争规律，以卓越的洞察力科学地预见了中日战争的结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为中国人拨开了思想迷雾，坚定了必胜信念，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师参谋长的赵渭滨身经百战，对抗日各方力量有切身感受，1937年10月24日，写给儿子赵世诚的信中，他大为感慨，“红军之善战，红军之努力，真使东北军、晋绥军、陕军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话说，红军又会打仗又不扰民，中央军会打仗但是扰民，晋陕军又不打仗又扰民。”分析完不同军队的特点之后，他充满预见性地指出，“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同时，他对共产党创造的新社会充满了信心，鼓励儿子“不是希望你作一个普通工程师了事，还希望准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当一个优良的技师！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服务！能够在复兴民族恢复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
1938年12月，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给侄子的信中分析了抗战形势，“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1940年5月，抗日英烈程雄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到十年八年我们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
青山依旧，斜阳几度。一封封家书，既是抗日英雄们的心灵独白，也是烽火岁月中的民众的集体呐喊；既是普通人乱世流离之中的艰难抉择，也是凡人英雄的青春赞歌。他们用智慧和生命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硝烟散去，精神永存。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懈奋斗！（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赵月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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