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秀玲（中国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治理、现代化等概念主要来自西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多从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化角度进行研究，忽略甚至否认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在不少人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偏于管理甚至统治，治理的观念不强。其实，这一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治理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在治理精神与治理价值上也别具特色。

　　安定文化

　　从治理目的看，“安定文化”是根本。中华民族历经数千载，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究其因，将“安定”作为治理文化的根本是主要的。如许多成语都与“安定”有关，包括治国安邦、安定团结、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如泰山等。又如不少地名都是基于“安定”，较突出的有西安、长安、北平、保定、泰安、淮安、雅安等。可见，“安定”是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基座，也是治理文化之基石。唐太宗曰：“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康熙谕礼部曰：“朕唯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由此可见，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都将“安定”作为立国之本。当然，“安定”文化包括国家层面、社会方面，还有组织、家族、家庭，更有个体，既有“外安”，又有“内定”，是身与心的统一。这就需要给“安定”以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过去一段时间，受西方现代化与治理文化影响，人的个性解放被有的人视为至高无上，反而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安定”视为对人性的束缚扼杀，并将之归因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结构”。其实，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复杂性、生活习俗的多样化等来看，没什么比“安定”更重要的。只有做到“安定”，才谈得上安居乐业、人民福祉和长远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永续发展，家庭、社会、民族、国家避免了不少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安定不但是治理的根本，也是人民的期望。因此，以西方个性、绝对自由来否定中国传统治理文化，既是非历史的也是不现实的。

　　民生文化

　　从治理内容看，“民生文化”备受重视。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它几乎贯穿每个朝代，也是许多明君贤臣治理国家的法宝。第一，民为邦本，强调“民”的重要性。西周就有“敬天保民”之说。孟子将“民”置于最高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民”与“庶人”为根本。第二，仁者爱民，强调治理者要善待民。只重民还不够，更要爱民，这才能拉近与民的距离，与他们同呼共吸，成为血肉相连的共同体。孟子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程颐在《代吕晦叔应诏疏》中则表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这种视百姓为亲人、己身、知己的看法，突出治理之“仁”，是与民亲近的具体形象表达。第三，教民养民，强调给民以物质与精神力量。既然民为本、要爱民，就要有所体现和有可行路径，对百姓行教就十分重要。孔子《子路篇第十三》提出“有教无类”，打破教育为贵族专利、庶人不能得教的成规。孟子强调教民重要，“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有这样的理念，百姓才能受惠得教，懂得知书达理、长幼有序、仁孝爱人，守规矩，知进退、得失、爱憎、荣辱。另外，孔子重“富民”，孟子重“制民之产”，荀子重“节用裕民”，都涉及百姓生活富足。显然，中国古人在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基础上强化民生，这是治理文化的要义所在。

　　共治文化

　　从治理主体看，“共治文化”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治理常被简化为皇权专制，这一认识将丰富的内容简化了，因为中国历史、社会、朝代、地域、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较大，不能简单用一把尺子衡量。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费孝通提出“双轨政治”，包括自上而下的官治和自下而上的绅治，即“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他进一步说：“绅士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除此，还有家族和民众的自治参与，这是“官治”与“绅治”无法代替的。徐勇等人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秩序力量，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治”，二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村治”。人们总认为，中国古代是官治民、绅导民，民是被动和被治的，却忽略了官与民的关联与互动，看不到“民众”的治理主体性。古人云：“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讲的即是“众人之智”和“众人之力”的治理功能。中国民众还有自我修养、规范、治理的特点，讲理入情、人在做天在看、做个好人等都是其行为规范与内心诉求，否则就很难理解“修身”“养性”“齐家”等国人的精神追求。可以说，绅治是君治、官治与民治之间的桥梁纽带，“民治”与“家治”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三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是“三轨”（官治、绅治、民治）的“共治文化”，更加准确合理。

　　心治文化

　　从治理途径看，“心治”文化至为重要。中国古代治理重王道。而“王道”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为政者只有具备圣人至德，才能行王政。因此，“内圣”与“外王”是与“心治”相关的更独特的治理文化，它往往比别的治理更内在、长久、有效。孔孟以来，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是“心”“心治”“治心”。第一，修身养性，内观于心。只有治理主体之“心”得治，才能去治理别人。明代张居正将“正心修身”视为“国治之大本”。没有治理主体的“心治”，别的都无从谈起。第二，心通意明，同心同德。若无通明公正之心，就会成为隔膜的个别“私心”。程朱理学特别是王阳明更重“心即理也”之“心学”，清代于成龙强调“天理人心”。只有每一个体之“心”相通，有“公心”“民心”“天地之心”，“心治”才能成为更内在的文化。第三，心悦诚服、心灵共鸣。“心治”要有一定场域，离不开相互激发。只有上下内外达到同心共鸣、心悦诚服、心满意足，才能生成最有效的治理文化。陆九渊演讲“只用简易浅显的方法，直扣听众的本心”，这是发自内心、本心，也是收放自如、感天动地的灵魂碰撞。苏东坡、郑板桥等人为政，所到之处深得民心，与百姓同呼共吸、心心相印，甚至生死与共。

　　贤明文化

　　从治理价值看，“贤明文化”是理想。与西方治理文化更重“才能”比，中国古代更重“贤明”，包括人品、德行、精神、境界、智慧，“贤明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股清流，也是至高无上之理想。从三皇五帝始就崇尚贤明，尧、舜、禹的禅让更是贤明的标志。《战国策·燕策》载：“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被欧阳修誉为“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的李世民有“太宗之贤”。康熙曰：“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中国古代不少为政者求贤若渴，将贤良人才视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刘向《说苑·尊贤》中有“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为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之说。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以“德”“能”为标准分四类：德才兼备为圣人，才德皆无为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贤德”之重要。

　　简约文化

　　从治理方式看，“简约文化”盛行。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崇尚“简约”。老子倡导“无为而治”，古人也有“妙言之径，大道至简”之说。即是说，“贤明”是为政者遵循的“大道”，贤明者知天地变化之理，有德有仁，有爱有信，百姓自愿跟从，为政简单易行。第二，“政简刑清”式治理。这包括政事简明不扰民、刑罚公正有人情，与民休息、薄赋敛、轻徭役、简冗员、无讼息讼等。举凡安定清明的朝代，统治者都重为政简约安静，不生事扰民，不与民争利。第三，重清静寡欲的自我修养，这是简约治理的内化。“清修”是中国古人思想境界的标志，不少清官廉士以此得名，并深刻影响官场及其治理生态。第四，由切己小事进行简约化治理。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室不扫何以治天下”“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都是简约治理。总之，简约治理文化以“大道”藏身方式，通过修身养心，仁德为上，去繁杂、不生事、不扰民，顺时守节、取诸自身，就会获得大智慧。

　　当然，中国古代治理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如以“家治”为中心易导致“公心”缺乏，群体与国家意识淡薄，“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其形象表述。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和无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优长与价值，这是确保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治理文化自信的关键，也是培育再造现代治理文化的底气与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