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信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经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三农学既是一门揭示中国传统三农社会变迁转型历史脉络的学问，又是一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实践，将这些实践蕴含的典型经验进行梳理和提炼，加以系统性理论化的学问。前者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农耕文明历史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而后者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三农实际、三农实践的结合。理论的本质来源是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三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既为世界贡献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也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这样的实践，具有充分的潜力孕育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和一流的理论创新。

　　实践转化为系统化的理论，需要经过人类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才能实现。从个别实践经验出发，形成一定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洞见，只是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研究的全部。必须将这些理论概括和理论洞见进行理性的重组、重构，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才能够实现对中国三农实践这一整体对象的深刻把握。正如传统中国三农社会具有整体性一样，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实践，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系统性。只有对实践中蕴含的本质经验加以系统化、理论化，才能揭示中国三农实践的本质。

　　这样的学术任务，恰恰是当前引进西方农经教研体系和学术范式所无法解决的。西方农经实际上已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门类。其深层的认识论，虽然被不断推陈出新的实证工具方法所遮盖，但本质上依然是从理论预设出发，而非从实践出发。而这些理论预设，存在显著的形式化趋势，基本忽视了从非西方社会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原创理论的可能性。这些社会的实践经验，也只能是沦为用来“验证”抽象理论预设的实证研究材料和数据。虽然，不少如此进行的实证研究从方法上看是扎实的，但是在这样的范式下，中国三农经验不过是西方农经抽象理论预设（而非理论“真理”）的注脚，丧失了任何从中形成重大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除认识论的局限之外，西方农经在研究议题设置上，呈现高度碎片化。以美国农经为例，其研究主题，是一个个“点”，缺乏系统观念。这当然也是其高等教育及科研体系的特点，有其特殊的国情来源，其本身也受到本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但是在不加区分地将美国农经的研究议题引进到中国之后，显然阻碍了对中国三农实践理论内涵的系统性理解。

　　倡导三农学，则是对引进西方农经学所带来的上述局限性的一种扬弃。三农学一方面坚守的是从实践出发去形成理论，另一方面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坚持从人类社会本质的系统性、范畴之间的关联性、社会运作逻辑的整体性出发，对中国三农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化。

　　三农学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实践丰富多元，应从生产方式、财产权利、市场、区域、国家与社会关系、人类与自然关系和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七个核心范畴出发，进行体系整理和理论概括。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任何社会存续和运行的基本前提。以特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人和人之间又结合成各类不同范畴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及其之间的关联关系，则构成对社会基本形态、基本运行逻辑的概括。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内涵，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生产方式所衍生、关联的社会关系在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带动下不断转型变迁的过程。从生产方式出发，人与人之间围绕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形成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财产权利体系之上，不同主体拥有的产品和生产资料之间形成交易，使市场范畴成为可能。依照物质生产的不同内容，主体参与市场时的不同角色，又形成区域分工、区域差异。在现代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市场、区域等重要范畴，均需要国家介入加以调节，以保障经济循环顺畅和社会稳定，由此形成了复杂多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人类的生产生活，归根结底依赖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这就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各个国家均嵌入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一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不受到世界市场和围绕世界市场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的影响，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七大范畴，每一项都刻画了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则是分析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参照系。

　　在这七个主要范畴构成的参照系下，三农学的任务，一方面，是围绕各范畴，总结提炼中国三农实践的突出经验，阐明其背后的理论内涵。这里说的理论内涵，指的是关于中国三农实践经验何以有效、何以可行的理论解释，是紧密依赖中国实践形成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是以各范畴来引导研究议题的设定，对各范畴下三农实践所关涉的各类具体实证与机制分析问题，采用农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针对这些问题已经形成的研究范式加以分析。这两方面的任务，互为支撑。前者为后者锚定方向，而后者为前者提供足够多的辅助性方法工具。本文将重点阐述前者，而在未来进一步阐述三农学学理体系及其与已有学科兼容性时，再讨论后者。

　　在三农学理论视野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实践，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经验，具有清晰坚实的理论解释。在生产方式方面，中国三农实践的突出经验是，面对超大规模农民人口与高密度的小农家庭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形成了以小农户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新型经营主体、新型集体经济与小农户相协同的生产经营体系。在财产权利方面，形成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范畴方面，重点探索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相联接的可行路径。在区域范畴方面，以“千万工程”经验为代表，探索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方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一是形成了覆盖广大小农户及其他经营主体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是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发展模式。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确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坚持保护国内耕地资源、立足国内生产能力、建立储备体系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时积极稳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

　　这七个方面的三农实践经验背后，具有深刻、统一的理论逻辑。其一，实现以小农家庭为主体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既要探索小农户融入社会化协作、参与社会化生产与高水平分工的可行方式，也要探索将现代物质条件（包括现代技术条件和现代市场条件两方面）为农民和农村所吸纳利用的可行途径。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乡村形成以小农户为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集体经济相协同的经营体系，还是建立“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联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其背后均体现的是这样的理论逻辑。唯有此，才可能在尊重农民主体性和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实现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

　　其二，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需要同时结合国家的系统介入、资源注入，以及乡村社会自身的内生动力。仅有“国家的视角”，可能建立的发展途径是与乡村实际情况不符的；而仅靠乡村自身，有可能无法克服发展的瓶颈，也不具有足够的资源。重要的是国家与乡村的紧密互动，而不是仅强调其中一极。中国三农实践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形成的主要经验，即体现了这样的理论逻辑。

　　其三，绿色可持续是社会经济系统稳健有活力的究极保障。再复杂的社会系统、再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如果破坏了其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也只有趋于崩溃这一种可能。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乡村，必然是在生态环境上可持续的乡村。中国三农实践中所形成的“两山”理念，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相促进，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集中体现。

　　其四，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供给的能力及其稳定性，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路径得以稳定推进的基本前提。农产品供给保障的能力不足，工业及城市部门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在依赖进口保供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将风险沿着供应链和生产网络传递到国内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也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人口规模越大，这样的风险越大。中国三农实践在处理与世界市场关系时，正是坚持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从而有效避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食物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实践的系统经验及其理论内涵，既是开展三农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的基本出发点。倡导三农学，围绕三农学建设中国三农学派，必将在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三农实践成就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世界意义、回应人类共同发展关切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