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古人的智慧之源，这是我的两个主要贡献。”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冯时看来，“智”是识字的积累，“慧”是观天的悟性，而自己学术生涯中，在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方面的建树，正对应着这两个方面。

　　早自中学时期，冯时就萌发了对古文字研究的兴趣。在临摹篆隶碑帖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汉字的写法并非生造，而自有其诞生和演变的源流。若不解文字构造背后的“小学”之理，便难以触及书法的精髓。因此，冯时在报考大学时没有过多犹豫，直接选择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作为第一志愿，自此开启了他的学术道路。

　　经过四十余年深耕，冯时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建立起了一种宏大的、上下贯通的研究范式——突破传统文字学家拘泥于断代考释的局限，以考古实证串联起中华文明的文字谱系。冯时提到，自己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便是提出文字的“夷夏东西说”。他认为，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文字起源”不应仅仅局限于“汉字的起源”，包括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文字，都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

　　1994年起，冯时先后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等论作，他指出，发现于太行山以东的东夷文字实即古彝文，则东夷文化也即早期的彝族文化。太行山以西的华夏文字是汉字的祖先。夷夏两系文字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上下。而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则进一步证明了夷夏东西的史实。

　　从古文字到天文考古学的跨越，则源于冯时对商周甲骨中历法迷局的执着求索。80年代后期，“商周历法”这一问题初次显现，成为他研究道路上的障碍。“如果不知道古代的一月和今天的一月是如何对应的，就很难解释甲骨文和金文中记录的事情。”彼时的冯时立志要把这块“学术界公认难啃的骨头”解决，并将视线投向了浩渺星宇，开始对天文方面的内容多有关注。

　　恰逢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被发现。带着长期浸淫研究的敏感度，1988年文物简报登载的平面图一经公开，冯时就立刻认出，墓主人脚下的图像是北斗星。经过对遗迹的观察分析，冯时发现，几乎墓中的所有迹象都可以用天文学观点加以解释，他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论断，6500年前的先民已构建起以北斗为核心、二十八宿为框架的宇宙认知体系，将中国天文观测史向前推进了三千年，一经发布便在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

　　这时，冯时就下定决心要创立“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学科，通过地下的考古成果来研究古人的宇宙观，进而探讨中华文明的演化。横跨了整个90年代，凝聚了冯时心力的著作《中国天文考古学》于2001年正式出版，标志着天文考古学学科的形成。2018年，冯时又撰写出版了《文明以止》一书，在前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探讨中国文化，进一步推动学科体系走向完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实践，我自己也觉得受益匪浅。”冯时表示，“从天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就是一通百通。”

　　文明到底如何定义？自何处发轫？从古文字承载的宗教与思想，到星图背后的宇宙观与天人关系，冯时在研究中逐渐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到了距今八千年。“文明首先指的就是人的个体的文明。有了个体的文明才能形成群体的文明，进而形成社会的文明。”他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形而上的，不能盲目接受西方“文字、城市、冶金”的文明起源标准，而要从自己的文献传统与概念体系中梳理重建。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俯仰之间，通达智慧。窥望冯时教授的学术之路，看似拾级而上，渐入化境，背后却凝结着他“积厚而薄发”的治学之道：少年时代在纳西文与古彝文方面的兴趣，偶然成为日后破译山东丁公遗址陶文的钥匙；泛览“杂书”的开阔视野，让他在面对考古难题时总能触类旁通。于是，他也将这样的希冀寄予新生代学者。谈到古文字学科建设，冯时认为，人文学科之间具有共通性，其发展的本质和关键就在于人的发展。而人才成长，则万不可能找到投机取巧的捷径。“必须遵循老一辈学者所说的，吃冷猪肉、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光明网记者金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