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日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古物学家群体与民族认同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6世纪30年代的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开启了英国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有关民族认同的建构于是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除了传统主流的辉格史学，有关英国古物的研究也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古物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与历史学有关，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在西方，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历史学主要是编年史，强调历史时间的延续性。而同样研究历史，古物学则注重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手稿、纹章、特许状文书、地契、铭文、钱币、墓志铭、方志、习俗与古代制度史等，涉及的领域比较庞杂。在英国知识界，有一些学者对古物研究与古物学家存在偏颇的认识，批评古物研究“枯燥、无聊、琐屑、狭隘”。即使到了18世纪，英国大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还批评古物学家托马斯·赫恩是最典型的一块朽木：“这人是谁？他把自己关在小房间中，面容严肃，让学问的尘土到处飞扬。在羊皮纸的残片中，满是神秘的幽灵。”很显然，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从英国古物学家群体构成来看，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乡绅阶层，包括律师、法学家等，他们是英国地方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参加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是英国民族认同建构的积极推动者。

　　宗教改革直接推动了英国古物研究的兴起。亨利八世在1536年开始解散修道院，修道院收藏的古代文献或被销毁，或流散到各地，客观上使得深藏于修道院内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留存下来的古代文献和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以及语言等信息，成为英国古物学家们研究宗教纯洁性与民族认同的基本史料。以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为首的古物学家群体，力图通过研究英国宗教古史，证明英国教会摆脱罗马教廷和教宗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英国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其中，约翰·福克斯1563年出版《行传与见证》即《殉道史》，叙述了从威克里夫时代到玛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新教徒所受到的各种苦难和迫害，为英国民众提供了新教启蒙，奠定了英国的新教国家认同的基础。1570年，第二版发行，既包含原先的内容，又更新和补充了大量材料，时间范围延伸到早期教会。18世纪30年代，为了让更多的普通民众阅读该书，英国出版商采用分册出版销售的方式。此时正值新教英国与天主教法国之间爆发战争，重新出版《殉道史》是让英国民众明白，英法之间的战争是有关民族认同的爱国战争。

　　古物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界定英国人的族群特征。长期以来，欧洲知识界的统治权一直由南方拉丁文化圈所主宰，首先是意大利，随后是西班牙和法国。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英国，一直是拉丁文化圈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在南方拉丁文化圈看来，北方的日耳曼人性情鲁莽，是古典文明的破坏者，也是天主教的对立者。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知识界需要重新塑造本民族族群的性格。从16世纪中叶开始，古物学家群体在批判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特洛伊神话起源”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英国人的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而构建了西撒克逊王国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为本族群的先王形象。不过，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威廉·卡姆登、威廉·兰巴德以及理查德·维斯特根等英国古物学家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制度等的研究，初步奠定了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族群认同的基础。在他们看来，盎格鲁人与撒克逊人把自己日耳曼祖先的制度带到英国，如陪审团制度、贤人会议、马尔克公社制度等，是自由精神以及反抗暴政的体现。这些制度经受住丹麦人与诺曼人的入侵，再通过内战以及“光荣革命”，形成英国现代制度的底色。到19世纪初，古物学家香农·特纳撰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史》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与古物研究著作。该书既有按时间顺序的记述，也有专题研究，采用的资料包括特许状、土地文书等，是比较典型的古物学研究方法。该书写作的背景是英法战争，此时的拿破仑称霸欧洲，且有入侵不列颠的意图。在这一特殊的时刻，特纳以饱满的热情，赞扬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热爱自由、反抗暴政的悠久历史传统。受该书的影响，英国地方古物学家们也热情地研究自己所生活的郡、城市或者堂区的古物与古史，特别是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物研究。同时，地方古物学家还把本地区的历史与国家和民族记忆联系起来，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

　　古物学家有关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撑着民族认同的建构。在宗教改革期间，古物学家们就开始搜集、整理、校对与编辑古代的各种手稿，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如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在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期用古英语写作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些手稿为研究英国民族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另外，在解散修道院运动中，教堂和修道院的祭坛、彩色窗户、雕塑与壁画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威廉·达格代尔为代表的古物学家群体临摹了许多修道院遗迹的图画。在《沃里克郡方志》一书中，威廉·达格代尔使用的插图就多达两百余幅。此外，他所撰写的《英格兰修道院史》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史》等古物研究著作，也包含大量插图。这些插图保存了珍贵的英国历史与文化记忆。1666年伦敦大火后，威廉·达格代尔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史》中所记载的大教堂外观与内部装饰等内容，为后世重建圣保罗大教堂，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另外，曾经担任伦敦古物学会主席的查尔斯·利特尔顿，也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建筑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这一时期英国文化并不是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野蛮，这有助于英国人民族自豪感的确立。

　　18世纪时，英国贵族与乡绅阶层兴起了大游学运动。为了显示自己对古典知识的兴趣，大批的英国年轻贵族们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等地游历古迹与名胜。这一做法遭到一些古物学家的批评，理查德·高夫对年轻贵族们热衷于地中海与近东的历史与古物这一现象表达了不满。他说：我们英国人更应该关注本国的历史与古物，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历史，英国留下了有关这段历史比较丰富的资料。1723年，威廉·斯塔克利在“罗马骑士学会”成立典礼上说道，我们可以成为祖先记忆的记录者、解释者和保护者。萨姆塞特郡的古物学家约翰·科林森以夸张和自豪的口吻写道：“除了意大利以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不列颠的古物在数目上是最多的，也是最珍贵的。”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英国乡绅和年轻人，开始更加关注本国的遗迹与历史的研究，由此英国古物研究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关联起来。

　　古物研究是近代英国学术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古物研究为叙事性史学提供文献材料与实物，如18世纪重要的英国史著作——休谟的《英国史》，就大量使用了古物学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古物研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英国民族历史的构建。正如英国学者罗斯玛丽·斯威特所言：到19世纪初，有关撒克逊史以及撒克逊古物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宗教与政治争论的背景，这些古物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建构英国民族认同的基础。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