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存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从1961年起步迄今，中国拉美研究初现繁荣，当前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型的关键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亟须转变知识生产范式，秉持“立足中国、观照拉美、对话世界”理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理论体系。

　　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现状

　　60多年的发展历程彰显出中国拉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规模快速扩张。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拉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拉美研究出现“井喷”。截至2025年2月，拉美研究机构的数量从2000年的6家激增至80家。其中，专注于国别研究的机构有12家，专注于加勒比和安第斯等次地区研究的有6家。此外，还有一些机构致力于文明文化、舞蹈艺术、法律、交通、科技创新，以及人文交流等专业领域的研究。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研究机构分布于全国19个省、直辖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北京29家、上海8家、山东6家、广东5家、江苏和浙江各4家。这种分布既反映出当前中拉合作的广泛性和多元性，又反映出政治和经贸双轮驱动的特点。

　　拉美研究机构的激增与西葡语专业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截至2024年底，全国开设西葡语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分别从2000年的12所和4所扩展至104所和43所。西葡语专业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为中国拉美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则为拉美研究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2000年以来，国内新开设的拉美研究机构中有95%集中于高校，西葡语专业教师成为拉美研究的天然主力。据统计，全国从事拉美相关研究的人员已从2000年的不足100人发展到目前的逾1000人，其中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

　　拉美研究的新生代拥有相对优越的学术背景。他们大多受过正统的学术训练，拥有博士学位，学科背景多元；熟练掌握英语和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能够独立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富有学术潜力，许多人在正式开始拉美研究之前就有在西葡语国家学习或生活的经历。总而言之，相对于老一辈学者，新生代拥有更加优越的学术条件。然而，他们也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一方面是“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对“我们现在该如何做拉美研究”这一问题的茫然。从根本上讲，这种整体性压力源于现实性的挑战，即中国拉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策导向，“拿来主义”的知识生产范式已经无法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中国拉美研究即将到来的范式革命

　　中国拉美研究不仅在“量”上实现了看得见的新突破，而且在“质”上也正发生“静悄悄的革命”。

　　“知识移植”是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中国拉美研究的原初形态。这个时期的研究者更像是“知识的搬运工”，主要是对国外现有知识的输入和传播，研究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较弱，其典型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的单向输入。受外部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主要依赖外部资料了解拉美，而所谓“研究”主要是对已有知识的“引进”和“移植”，缺乏独立分析。二是政治色彩浓厚。冷战格局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视角，研究主题倾向于革命和反帝反殖叙事，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三是研究手段以编译和资料整理为主。研究者更多地承担信息传递和知识普及的角色，缺乏分析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的显著特点是“理论移植”。这个时期，中国拉美研究尽管摆脱了信息积累的初始阶段并开始运用学科方法，但主要依赖西方理论和框架分析拉美现实，原创性不足。其典型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研究工具。20世纪80年代，西方盛行的发展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等被中国学界引入，借以解释拉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建立多样化的学科方法。中国拉美研究逐渐突破以往的单一政治视角，引入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方法，开始向更系统化、学理化的方向发展。三是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这一变化表明研究者逐渐摆脱了以往的政治叙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议题，以更全面、客观地视角看待拉美地区。四是理论原创性不足。相较于前一阶段，尽管中国拉美研究更加专业化，但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导致理论创新不足。

　　进入21世纪，中国拉美研究开启了“知识本土化探索”的新阶段。这一变化不仅源自西方理论之于中国解释拉美现实的局限性，而且源自“中国经验”之于拉美发展的启迪性，这一过程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拓展。尽管中拉关系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焦点已经从单一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拓宽至社会、教育、科技、环境等更广泛的议题。其中，文明交流互鉴逐渐成为新热点。二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方法论不断丰富，从政治经济分析逐步扩展到跨学科、多方法并用的研究模式，例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和田野发现等。三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受益于本土视角的加强，研究者开始尝试在拉美研究中融入中国经验和视角，并注重在田野和文献中挖掘拉美的本土知识和智慧。

　　构建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理论体系

　　60多年来，中国拉美研究经历了知识移植、理论移植和知识本土化探索等三个阶段的生产范式。这种范式转变既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拉美认知的逐步深化和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又反映了中国尝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当前中拉关系的愈益密切、新生代力量的整体性崛起，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将加快这一目标的实现。为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中国拉美学界亟须做好研究方法革新、理论体系创新、研究视角更新的准备。

　　第一，研究方法要革新。面向未来，中国拉美研究首先要实现方法论上的革新，要注重跨学科融合创新。它有两个基本路径，概括而言即为“上天下地”。“上天”是向“云上”要数据，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数智融合。“下地”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通过田野调查和实践探索发现真相与事实。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又相互依存的路径是中国拉美研究的“两大法宝”，既可提升研究的原创性，又可把握研究的前沿性。

　　第二，理论体系要创新。中国拉美研究要具有全球影响力，不仅需要摆脱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依赖，更要注重知识本土化的探索，努力将中国的发展经验、理论视角和政策实践融入拉美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理论体系。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现代发展经验的总结；二是拉美本土知识和智慧的发现；三是中拉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中拉知识合作是“全球南方”知识合作的一部分，它既能推动双方对彼此本土知识的研究和吸纳，又可助力中国拉美研究向知识输出的目标迈进。其基本路径是构建中拉学术共同体，推动中国拉美研究和拉美中国研究协同发展，相互增益。2023年由中拉学术机构共同倡导的“中拉发展知识联盟”就是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第三，研究视角要更新。长期以来，中国拉美研究立足于“以拉美为鉴”，其观察拉美的方式是线性“直视”，将拉美看作一个“孤岛”，而没有“环视”它从被“发现”以来就内嵌其中的全球联动，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单面的”而非“多维的”拉美。在立场和视角上，中国拉美研究当然要从中国出发，但要将作为观照对象的拉美放到更广阔的视域中去，既要有“拉美”观，也要有“世界”观。这种视角内在地包括观察拉美的视角的更新，又天然地涵括通过构建中国拉美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来对话世界。

　　2025年是中拉整体合作机制运行10周年，中拉关系来到新的关键时刻。未来10年是中国拉美研究进入范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只有完成知识生产方式的系统性重构，中国拉美研究才能形成既具中国特色又有全球解释力的学术体系，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区域国别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