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多个场合被反复强调。在笔者看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两个密切相关的命题。

　　以现代化的方式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奋斗与思考，光荣与梦想。作为中国现代化起始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只是器物或技术的现代化，其本质特征就是“取新卫旧”，徊徨于“革新”与“卫道”之间，因而注定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制”，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封建制度，并“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乎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真正找到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河，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邓小平提出并开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拓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同时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立、实践探索、道路开创和全面拓展，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从外发型现代化转变为内发型现代化。

　　所谓内发型的现代化，即内生型现代化是指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内部因素促发、自然而然发生的，如西欧的现代化；外发型的现代化则是指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由其内部因素促发、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发生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从起源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的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开始时无疑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即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回应；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又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突出的矛盾，那就是，如何深刻把握和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文明形态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中国现代化的突出矛盾就是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性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以“欧洲中心论”为蓝本的“西体中用”说，还是以“中国文明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说，抑或是孙中山的“中国国粹+西方科学”的文明嫁接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传统与现代性的这一根本矛盾。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中国近代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充满希望的中国推向了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有了可能。既要借助传统文化内涵的精神动力推进中国现代化，又要对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把外部的传导性的因素转化为内部的创新性因素，从而真正解决传统与现代性这一根本性的矛盾，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着力解决的问题。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只有把发现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现和把握现代性的历史性成就和根本性局限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真正解答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文明形态的关系问题，才能真正解答传统与现代性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关系问题。历史同样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改变了中国；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进入、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不仅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而且逐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将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根基和理论支撑。

　　从社会形态这个视角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四种历史形态：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到目前为止，文明状态是与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相对于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的进步；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更是历史的进步。当代中国的文明形态无疑属于社会主义文明。但是，社会主义文明并不排斥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合理的、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因素。特别是对中国来说，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或者说，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过程中，更要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在这个过程消除资本主义文明中阶级对抗的因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运动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它是由西方资产阶级启动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具有历史重合性，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民族性具有历史重合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问题在于，自从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之后，现代化运动就出现了分叉——既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以往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开创和拓展出一条和社会主义本质相符合、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过程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继承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文明形态必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换言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必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可谓“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变革史无前例，极其特殊而又复杂。我们应当明白，现代化不仅是技术的现代化，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人本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的现代化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现代生存方式，直接影响文明的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现代化、市场化、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三位一体”，因而必然使现代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新的因素、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现代化、市场化、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社会变革的“三位一体”，又是同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五重建设的整体推进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