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晖（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被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2025年3月印发实施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更进一步明确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具体措施。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到“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彰显系统观念，在深刻把握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实现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构建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要求激发消费潜力、提高投资效益，使有潜力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成为支撑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主要动力。从需求侧角度考察，消费结构的升级优化必然驱动供给侧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进而催生新的投资机遇；从供给侧角度分析，有效投资不仅能够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高质量消费需求，也能够引领和创造全新的消费场景与空间。当消费规模扩张或投资增速提升时，二者将进一步推动彼此增长，构建起投资驱动消费、消费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

　　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前期政策的支持效果持续显现，但仍需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支持力度。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有持续走高的迹象，这对私人部门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形成约束，在现实中表现为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的下降，进而加剧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下行压力。当实体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消费需求持续疲软时，积极宏观政策所释放的增量资金可能绕过实体经济部门，转而涌向具有资产价格上涨预期的虚拟经济领域，形成投机性泡沫，从而偏离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初衷。因此，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不应偏重快速扩张投资总量，而是要精准发力提高投资效益，并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大力提振消费 提升消费层级

　　新时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提升，但目前仍然偏低，2023年为39.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56.5%。与文化背景相近的韩国、日本等国相比，其在人均收入水平与当前中国相当的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率均高于我国现行水平。虽然消费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鉴于居民消费水平可近似表示为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关系，那么大力提振消费就应当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通过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而解决阻碍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易消费的堵点痛点。

　　一方面，要稳步增加居民收入。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当收入结构出现分化态势时，中低收入群体受制于有限的收入水平只能满足基础生活需求，高收入群体虽具备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和需求，却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制约，由此导致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大力提振消费，必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既要求在短期内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增加居民一次性收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也要在中长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让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另一方面，要提升消费意愿和层级。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而服务零售额增速高出商品零售额增速3个百分点，达到6.2%。交通旅游等传统服务消费与数字娱乐、在线教育、直播购物等新兴消费业态的蓬勃发展，充分彰显了我国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主导型向商品服务并重型、从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的深层次转变。这就要求提振消费应在巩固传统消费的同时，系统培育新型消费增长极，通过创新消费场景设计、打造特色商业集群、强化品牌价值引领等举措，打造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需求的消费体系，进而在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实现投资结构的同步优化。

　　提高投资效益 优化供给结构

　　要理解有效益的投资，首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经济学派对投资概念的阐释及其理论逻辑，厘清“效益”的具体含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投资视为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各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从而顺利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政府投资的先导作用能够有效带动民间资本跟进，提振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进而实现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政策目标；供给学派论证了投资对“创造性破坏”的支撑作用，主张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转型升级，体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经典命题。尽管上述三个学派存在一定差异，但共同的理论逻辑在于追求资本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即将有限的货币资本配置到正外部性较高、拉动效应较强、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项目及领域，这为如何提高投资效益、扩大国内需求提供了理论支持。

　　投资方式要精准滴灌。政府的投资职能需要明确界定在市场失灵领域，重点聚焦于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将充分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空间让渡给市场主体。这要求规避“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防范和化解资本无序配置、资源低效利用和产能结构性过剩等风险。要围绕“两新”“两重”的政策部署，针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瓶颈和薄弱环节，系统谋划和有序推进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项目，以实现有限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

　　投资结构要协调兼顾。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在于引导民间投资，这需要让政府投资“打头阵”，民间资本“唱主角”，通过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示范和杠杆撬动效应，推动民间资本深度参与交通基础设施、现代物流体系、生态环境治理、社会事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的工程建设。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回报机制，创新融资工具等措施，让民间资本有得投、有钱投、敢去投，形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良性循环。

　　投资导向要注重长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投资不仅要致力于纠正市场失灵，更要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长期发展潜力的前沿领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对发展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但具备颠覆性潜能的技术创新进行持续性、系统性投资，实现“创造性破坏”。要建立稳定可持续的投资机制，加大对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的战略投入，发挥前沿技术产业化应用“加速器”的作用。建设适应未来产业长周期、高风险特点的耐心资本体系，引导更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