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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文化赋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五年规划”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朱红军:以文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徽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朱红军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础上,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要求“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些重要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光芒,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激发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凸显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首先,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尤为注重道德伦理,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站在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不仅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物质产品的丰富,而且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要“见数”“见物”,更要“见人”,即强调违背了民生福祉与人民幸福这一价值标准,任何经济增长都没有意义。其次,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显著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意识、市场行为、创新模式等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要素,极大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崇尚诚信、契约精神、尊重产权、合作共赢等价值理念既能对经济过程本身产生秩序规范作用,又能以伦理道德等共识性准则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从根本上提升经济效能。最后,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文化的繁荣极大丰富了经济发展的纵深、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文化产业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随着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深入推进,进而引发文化生产领域的巨大变革,推动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赋予了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
【原磊: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原磊指出,近年来,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生产体系看,我国不仅产出总量稳步增长,而且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从分配体系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从流通体系看,基础设施和流通网络全面升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从消费体系看,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各个环节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为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着力完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流通体系和消费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还要注重加强不同环节之间的协同配合。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现代化生产体系。集中资源和力量,重点投入到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同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二是统筹效率与公平,完善现代化分配体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三是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完善现代化流通体系。四是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并重,完善现代化消费体系。统筹兼顾结构性改革与周期性调控,同时注重制度创新与市场活力激发,努力打造供需良性互动、消费升级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的现代化消费体系。
摘编自《经济日报》
【徐佳: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佳表示,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和文化载体,对于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文化特征的符号表达,是中华文明的符号化、外延式呈现,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文化遗产、历史文物、杰出人物、自然景观等多种载体,以其影响力、感召力、传播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支撑。但一些中华文明标识在翻译和传播展示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文化和语言差异而产生理解上的误区和困难。这就更加需要通过增强情感共鸣来超越文化隔阂。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标识,要立足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促进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价值共鸣、思想共鸣增强情感共鸣。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要善于从“习以为常”“习焉不察”中发现和挖掘语言文字、文化遗产、历史文物等的闪光点,提炼具有感染力的中华文明标识,并通过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不断增强中华文明标识的表现力。总之,通过提炼形象生动、内涵深刻且富于表现力的中华文明标识,形成结构清晰、内容全面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并向世界推广呈现,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传播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人民日报》
【张冠梓:“五年规划”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持续稳健推进的重要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张冠梓认为,中国连续编制实施“五年规划”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抓手,是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国家治理模式。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五年规划”研究编制、依法颁布和实施保障有一套严谨规范的流程。研究编制过程必须经过多方参与、科学论证,始终坚持“开门编规划”,注重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五年规划”的编制是兼具“自上而下”统筹引领与“自下而上”多元参与的系统工程,通常分为前期调研、草案编制、征求意见、审议发布四个核心阶段。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政策制定,更是系统推动和科学度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机制,全程以制度化设计保障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同时,“五年规划”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指标设计与成果衡量深刻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逻辑。此外,“五年规划”通过“目标衔接、机制传承、法定保障”三重逻辑,为国家战略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提供坚实支撑,其延续性所释放的发展红利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集中彰显了中国治理的系统性与执行力,也成为系统推动和科学度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制。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