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高质量发展、统一战线、营商环境、拔尖创新人才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张占斌：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表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正确方向。同时，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通过实践反馈不断优化政策。二是处理好战略一致性与政策精准性的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施策，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三是处理好巩固传统优势与培育新动能的关系。需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进行改造提升，巩固传统产业规模与配套优势，使传统产业焕发新机。同时，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四是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关系。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应坚持胸怀天下，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形成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五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

　　摘编自《经济日报》

　　【蒋锐：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山东大学统一战线研究中心教授蒋锐指出，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保障。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有利于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一是必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更好地履行职能。二是必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三是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五是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认真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摘编自《光明日报》

　　【罗先菊、夏杰长：以制度型开放塑造营商环境新优势】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研究员罗先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夏杰长指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壮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更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当前，应以制度型开放为突破口，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主线，通过系统性、集成性制度创新，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着力塑造营商环境新优势，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第一，聚焦关键领域实现深度制度衔接，构建国际化制度体系。在货物贸易领域，进一步优化关税结构和原产地规则，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覆盖更多部门和业务。在服务贸易领域，全面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金融、电信、医疗等敏感领域实施渐进式开放。在数字经济领域，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等规则制定，建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框架。第二，充分发挥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形成制度创新示范效应。以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开放平台，正在开展一系列首创性改革。当前应支持这些平台在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进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第三，注重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一方面，健全制度协同机制，在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敏感领域，探索建立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立足国情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完善多元参与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制度实施效果开展评估，确保政策贴合企业需求。同时，提升数字赋能水平，依托“一网通办”“一窗通办”等数字化平台，以数字技术提升营商环境便利度。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尹传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尹传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活水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整体性、辩证性和实践性特征。这些思维特质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更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和实践启示。一方面，整体性思维塑造人才的全局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强调整体观和系统论。这种思维模式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促进跨学科知识整合。传统“六艺”教育主张礼、乐、射、御、书、数融通，与现代全人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其二，塑造生态化创新意识。《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观，强调创新需要统筹自然规律与人文价值。其三，培育战略思维格局。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举、郑和下西洋的远洋探索，均展现出整体性思维下的战略创新。另一方面，辩证性思维激发人才的批判意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为突破思维定式提供方法论支撑。首先，强化认知能力。中医“阴阳平衡”理论、书法“计白当黑”美学，均训练学生从矛盾中把握创新契机的思维方式。其次，培育动态发展思维。《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观，强调创新是持续演进的过程。最后，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主张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原始创新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实践性思维促使人才“事上磨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知行合一”，这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一，建立问题导向的创新范式。李时珍历时27年编撰《本草纲目》，徐光启“会通超胜”编译《几何原本》，均展现出在实践中求真知的创新路径。其二，培育工匠精神。《庄子》“庖丁解牛”阐释的“技进乎道”理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