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雪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重要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城镇人口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精准把握，关乎对城镇化新机遇、新潜能的深刻洞察，更关乎对发展风险的妥善应对。本文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可得资料，剖析城镇人口在总量、结构、素质、分布四个维度的变动趋势与发展潜能，探究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问题与挑战。

　　总量增长，人口红利尚未消失

　　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城镇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城镇人口规模从1953年的7726万人升至2024年的94350万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由13.26%升至67.00%。在中国城镇化深化与城镇人口扩张并行的同时，中国城镇妇女的生育水平却早已进入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阶段。1990年前后，中国的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城镇妇女的生育率更是跌入更替水平之下；2000年—2010年，城镇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持续低于1，这既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关，又与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自发地少生孩子以求降低生活成本和增加发展机会有关。2010年后，得益于“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的先后推行，2016年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

　　生育率的回升和人口的乡—城流动，带来中国城镇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一方面，城镇新生儿直接增加城镇人口数量，可为未来年轻劳动力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乡村地区生育率的提高也为城镇化提供了潜在的源头活水。进言之，这不仅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知识共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激发人口的创造与创新活力。

　　素质提升，人才红利基础坚实

　　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中，人口素质的跃升是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城镇人口的健康水平与教育禀赋不断改善，这既构成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征，也进一步夯实了当下和未来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有助于构筑起新的人才红利优势，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第一，健康水平明显改善。2010年以来，城镇60岁及以上长者的健康水平明显改善。普查数据显示，自评为健康和基本健康之人在城镇长者中的占比由2010年的87.69%升至2020年的90.15%，这说明社会因素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城镇地区较为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显著提升了老年人获取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兼之城镇老年人口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既增强了其在医疗服务方面的购买力，又提高了他们对健康保健信息的认知程度及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快速提升。文盲率、高等教育比例和受教育年限三个核心指标揭示出，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均实现了跳跃式改善。具体而言，一是城镇人口的文盲率持续下降。1964年—2020年，城镇人口的文盲率由26.63%降至1.79%。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人口占比大幅提升，由1964年的不足5%上升至2020年的1/4左右，成为上升幅度最大的教育阶段，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51%)。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1964年—2020年，城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67年增至10.31年；2022年，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61年。不过，未来还需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结构相对均衡，可持续发展势头强劲

　　尽管中国城镇人口的出生率和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均低于乡村地区，但其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都相对更优，而这无论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城镇人口性别比从急降到稳降，性别结构更为平衡。城镇总人口性别比在1953年—1982年间急速降低，之后进入平缓下降阶段，2020年为103.08；乡村人口性别比缓慢上升，由1953年的103.55升至2020年的107.91。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2010年间城乡人口性别比经过趋同阶段后再次分化，且性别比格局由“城高乡低”逆转为“乡高城低”。

　　第二，年龄结构愈发老化，但劳动力总量依旧庞大。一是城镇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78.12%的峰值，2020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超过七成；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于2010年前超过乡村，劳动力资源供给依旧充分。二是乡村于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7.50%)、城镇于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7.80%)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

　　空间分布稳步优化，产业分布日趋合理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城镇人口的空间分布逐渐优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增强了中小城镇人口的集聚能力，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得到合理控制，形成了更为均衡的城镇体系格局。同时，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的协同性显著提升，县域城镇的发展推动着区域人口分布的持续优化。

　　第一，东部仍是城镇人口的集中区域，中西部城镇人口占比明显上升。城镇、乡村人口分布的变动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城镇的人口聚集特征与乡村相比更为明显。东部地区城镇人口规模持续增加，由1953年的3456万人增至2023年的41108万人，是城镇人口的核心分布区；东北地区城镇人口的规模虽在上升，但其增量明显小于其他地区，且其在城镇总人口中的占比于2023年降至7.14%的最低值；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人口的规模逐年增长，70年间分别增加了20904万人、21341万人。尽管乡村人口在东部地区的规模较大，但其分布并不集中于此；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乡村人口的规模和占比正接近甚至超越东部，2000年—2010年间西部已然超过东部。

　　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共同塑造城乡人口的分布。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乡人口的基数和增量均较小；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城镇人口高度聚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部城镇人口的规模和占比稳步上升，东部城镇人口占比下降，城镇人口的空间分布正在逐步优化。

　　第二，向城镇流动的人口逐年增加，工作就业仍是主要的流动原因。人口分布的变化与人口的迁移流动密切相关。1990年—2020年，流向城镇的人口由2822万人激增至33117万人，流向乡村的人口从590万人增至4464万人。同期，向城镇流动的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的占比从9.53%攀升至36.80%，向乡村流动的人口占比从不足1%增长至8.76%，且城乡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若对比流动人口的城乡分布，亦可发现，城镇中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总流动人口中的占比超过4/5，而乡—城流动人口占六成以上，可见中国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城镇聚集特征，且乡村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

　　第三，商业服务业成为就业人口的主要选择，城镇人口的产业分布更加合理。就业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2024年末，城镇就业人数为4734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64.5%。城乡就业人口变化显示，城镇就业人口在城镇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由1982年的80.58%降至2020年的64.57%。在行业分布上，城镇人口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2000年城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越第二产业，跃居首位，2020年第三产业占比持续升至61.42%。乡村第一产业占比虽降但始终最高，而第三产业占比虽升却始终最低。城镇人口依托资源优势向非农产业倾斜，商业、服务业成为主要就业选择，就业分布更趋合理。这与农业机械化、乡村劳动力转移、产业转型、现代服务业扩张相关。同时，城镇的教育资源、劳动力技能等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支撑。

　　当前，中国城镇人口的结构性特征与演变趋势，既孕育着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也衍生出深层挑战。在把握机遇的同时化解风险矛盾，成为以城镇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和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