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两个大局”深度交织、相互作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的转化周期明显缩短，且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效用越发凸显，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我国既要打破技术封锁、补齐科技短板，以基础研究突破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又要瞄准科技前沿、锻造创新长板，尽快占据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亟须对发展基础研究进行战略性、全局性谋划，以高质量基础研究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高质量基础研究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

　　基础研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大厦之基”，在推动科技创新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要深刻理解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深远影响和现实需求，才能准确把握基础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从理论逻辑深刻把握高质量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孕育未来产业优势的发端。“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从基础研究发力，“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基础研究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作用，阐明了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强调了加强基础研究对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夯实科技强国基础的重要性，为基础研究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历史逻辑深刻把握高质量基础研究的深远影响。一个国家的强盛往往得益于其先发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和积累。纵观科技发展史和产业革命史，回顾美、英、德等主要发达国家历史，均有依靠强大基础研究能力和重大技术突破带动变革，进而驱动产业腾飞的经历。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基础科学的发展，开启了人类的创新时代。17世纪开始，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成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导；此后，伴随着基础科学领域的历次突破，人类经历了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的历史跨越。当前，以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量子科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蓬勃发展，引领带动人类社会的新进步。因此，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催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长远意义，加强顶层设计、前瞻布局，以实现更多基础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为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孕育发展未来产业提供创新支撑。

　　从实践逻辑深刻把握高质量基础研究的现实需求。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国际环境发生复杂变化，逆全球化回潮引发国家间产生技术壁垒，全球范围内围绕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科技“封锁”。过去我国对自身原始创新能力的投入不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或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一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发展面临掣肘。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越强、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越多，未来发展的空间才能越大。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是有效应对外部挑战，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和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突破口，也是我国面向长远发展、构建先发优势、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发展高质量基础研究的关键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基础研究进行总体部署时，首先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发展高质量基础研究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要全力推进这项工作落地生根，必须紧紧抓住以下三个关键要素。

　　基础在于人才。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大投入，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规模不断壮大。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已达50.91万人。正是得益于一大批基础研究人才的涌现，我国在航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量子信息、能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攻克了一系列核心技术。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高水平创新人才依然不足，顶尖战略科学家较为稀缺，在培养基础学科人才方面步伐较缓。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为做强基础研究构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后备人才“蓄水池”，必须下大力气打造高质量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

　　核心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基础研究是我们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当前，基础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对象日益复杂，科学研究范式加速转变。然而，我国基础研究“两头在外”的问题依然存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自主研发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亟待大幅提升。应紧跟乃至引领世界科技前沿，改革基础研究的组织模式，积极推动科研范式转型，加强重大平台构建，深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勇闯科研“无人区”，占领科技“空白点”，实现更多从“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

　　使命在于服务。基础研究包括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种类型。坚持目标导向，是以服务国家需求、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目标，着力为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核心问题提供基础的理论和技术支撑。鼓励自由探索，是遵循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更多以科学家的好奇心、探知欲为驱使，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科学永无止境的追求。但无论是目标导向还是自由探索，基础研究突破都将为后续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源头活水”，也必将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带来深远影响。服务发展是基础研究的使命所在、价值所在。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基础研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着力进行突破，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新时代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先立后破，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

　　立“大体系”、破“小而散”，提升创新效能。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体系化布局，破除创新要素“小而散”的局面，统筹优化创新资源，形成强有力的基础研究合力，夯实国家创新体系根基。一方面，强化对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的系统性谋划、前瞻性布局，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强化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装备研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设计、一体化部署，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或占据前沿技术制高点为目标，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基础研究力量的协同合作与系统集成，打造“创新集群”，培育、汇聚若干具有一定规模、结构合理的战略科技力量。

　　立“活机制”、破“少而弱”，释放创新动能。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是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激发基础研究活力的重要保障。一是聚焦人才，完善战略科学家培养使用体制机制。明确战略科学家的培育目标，优化领军人才发现机制和项目团队遴选机制，对领军人才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等特殊政策，有意识、有系统地培育战略人才。同时，发挥高校优势，完善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扩大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供给。二是聚焦项目，强化非共识项目的颠覆性创新作用，探索建立针对此类项目的非常规评审和管理机制。设立若干非竞争性经费渠道，调动基层培育非共识项目的积极性，孕育更多颠覆性创新。三是聚焦开放，探索建立完备的国际科研合作机制。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充分运用国际创新资源，牵头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构建起基础研究全方位国际开放合作格局。

　　立“新生态”、破“浮而杂”，激发创新潜能。优秀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长期深耕一个领域是其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必要条件。全社会应大力营造保护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培育包容和谐的创新文化。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力度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放权”，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为重大科技专项攻关提供保障。探索科技金融校地合作新范式，鼓励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支持基础研究，与科研人员建立科技创新成果接管前置的“陪跑”机制，不断提高项目资助容错率，为科研人员潜心科研创造条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优化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人尽其才、各尽其能的生动局面。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引导科研人员厚植家国情怀，心系“国之大者”，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