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笔：张成岗）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我国着力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治理体系，逐步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创新，社会治理进入加快发展的新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作为“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为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治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求。儒家思想倡导“仁政”“德治”，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我国着力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治理体系，逐步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社会稳定，主要通过“单位制”“户籍制”等进行全方位管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也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治理理念逐渐转向注重社会矛盾化解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更加注重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提供服务和管理公共资源，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和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协调性、法治性和创新性特征。其中，动态性是关键特征，生产力持续发展促使社会关系和社会需求迭代演进，治理策略与机制需依据不同阶段特性和具体问题灵活调整，确保与社会需求精准适配。整体性体现在社会治理覆盖经济、文化、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加强统筹规划、全方位协调，才能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于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利益诉求和行动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协调性强调沟通协作、凝聚合力，避免因矛盾影响治理效率。法治性是坚实保障，为社会治理构建起清晰的规则体系，能够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稳定筑牢根基。创新性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科技迅猛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不断催生新方法、新技术，推动治理模式持续创新。

　　纵观我国社会治理变革历程，我们党带领人民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治理理念上，从传统社会管理迈向现代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单一管控到多元共治的转变。治理结构上，从管理转向引导，通过协同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公众多元互动的新格局。治理方式上，从过去依赖经验的粗放治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制度的完善为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治理实践上，从“救火式”应急处置转向加强顶层设计、构建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问题。据《2024中国社会治理与发展指数（CSGDI）年度报告》测算，202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得分为79.64分，且连续多年均有所提升，显示出社会治理能力持续提高。

　　各地创新模式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社会治理点多、面广、难度大，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持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系统性改革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地方党委积极响应，成立社会工作部门，省、市、县三级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协调机制，积极探索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通过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两新”工委统筹指导、行业管理部门具体指导、行业党组织直接负责的工作体系，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纳入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社会治理理念创新转化为社会治理实践优势，各地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截至2024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67%，城市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不断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宜居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治理道路。北京市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北京方案”。自2019年起，北京市深入推进接诉即办改革。以党建为引领，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精准破解民生堵点，通过建立“每月一题”工作机制和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三率”考评机制，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基层治理响应速度和解决能力有效提升。截至2024年末，12345热线受理群众和企业反映1.5亿件，诉求解决率从53%提升至97%，市民满意率从65%提升至97%。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各地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强化党建引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枫桥镇干部群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通过“三治融合”和“四防并举”（人防、物防、技防、心防），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让“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成为常态。同时，在资源整合上做加法，率先开展社会治理中心建设，将分散的多个中心集聚为一个中心，通过基层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在98%以上。“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不断创新发展，与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相结合，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趋势，2021年9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公布首批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迈入智能社会治理探索阶段。3年多来，10家综合基地和82家特色基地开展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形成了初步的创新建设成果。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为例，该市全口径搭建了“市—旗区—街道—社区”四级“根数据库”，打破部门之间、系统之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智能采集与报表自动生成，基层网格员填表报数时间大大缩短。标准建设方面，主导制定《积分制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平台建设规范》，参与3项国家标准研制，形成130余项研究成果；产业智能化方面，与华为公司共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入72家生态伙伴，推动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智慧养老方面，构建了市级监管、旗区调度、街道社区响应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截至2024年末，累计生成服务工单超360万条，日均处理助餐、助康等工单2000余条，服务精准率达98%；公共服务方面，创新推出“多多评·码上生活”小程序，集成社区、政务服务等功能，注册用户超50万，诉求响应率达99.6%。鄂尔多斯市通过“智治”赋能稳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2024年在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基地评估中位于前列，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暖城方案”。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各地不断创新社会工作方式，在实践中创新“党建引领+专业支撑+多元共治”模式，拓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搭建多层次、多领域公众参与平台。我国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全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2.38亿人，注册志愿队伍135万个，志愿项目总数1288万个，服务时间达538063万小时，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该区推出“共朝美好”治理品牌，以全景式领导的党建组织体系、全方位协同的社会动员体系、全过程民主的群众自治体系、全龄段友好的综合服务体系、全链条融合的文化凝聚体系、全梯队赋能的队伍保障体系六大体系为支撑，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10年来，通过党政群共商共治，该区实施了1.6万个民生实事项目，建立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常态化协商平台，目前已在43个街乡、703个城市社区中建立市级书记工作室24个、区级书记工作室20个，数量居全市首位，形成了基层治理“雁阵”。

　　总体来看，不同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不同而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地区更加注重提升治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把治理重点放在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上。此外，城市和乡村也存在明显差异，城市治理侧重于公共服务优化和城市环境改善，乡村治理则更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秩序维护。

　　社会结构变化催生治理新需求

　　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相辅相成，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也在随之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流动加速、新社会阶层涌现、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等新变化，催生了社会治理新需求。

　　从人口结构看，少子化、老龄化、流动性强交织。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0岁至15岁人口占比17.1%，人口负增长在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3103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2%，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对养老服务、医疗保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同比下降20.5%。人口迁移流动活跃，截至2024年末，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83万人，乡村常住人口减少1222万人，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住房保障、社会治安等带来较大压力。顺应人口发展变化形势，需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的适应性。

　　从社会阶层看，多维分化与动态调整并行。我国社会结构正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在就业形式、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上与其他阶层存在差异，中间阶层（包括服务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规模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精准回应不同群体的需求，需建立更加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社会治理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从收入结构看，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城乡以及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120.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175.58%，快于城镇居民。分地区看，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计算，2023年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别为1.60、1.07、1.07，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2012年缩小0.12、0.03、0.2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方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国际社会治理的典型经验

　　经过长期发展，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新加坡的“从严治理”模式强调政府权威性和治理规范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注重保障民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美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则强调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各国社会治理反映了本国基本制度的特质，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一些成功的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框架。通过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确立社会治理基本规则，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例如，德国《基本法》强调社会公正；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范数据治理，保障公民权利，减少权力滥用；新加坡将“严刑峻法”与法治宣传结合，有效降低了犯罪率。

　　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政府负责制定政策框架，通过直接补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非营利性组织，将具体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同时注重发挥社区作用，形成政府指导、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社区治理体系。例如，纽约市通过《城市宪章》等法规，明确了社区自治的法律地位和职责范围，设立社区法庭、业主协会等，推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科技驱动智慧治理。着力构建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如瑞典通过数字服务实现了90%政务服务线上办理，服务效率大大提高。运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如新加坡通过智能交通系统缓解交通拥堵，事故率降低约15%。注重平衡隐私保护与社会治理，如欧盟通过制定《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和规范。

　　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保障。通过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部分发达国家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养老全覆盖。例如，瑞典提供最长480天带薪育儿假（父母双方平分），且90%的幼儿入读公立幼儿园，男女就业差距仅为6%，同时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

　　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其中之一就是“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社会治理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关乎社会安定有序，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一环。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不断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精准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安全需求。

　　提升治理政策的适应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化、新型城镇化等因素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加强治理政策的前瞻性研究，注重政策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健全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治理政策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配。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政府引领、市场驱动、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鼓励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三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各类调解协调联动，健全排查预警和分类调解机制，抓好社会矛盾风险前端防范化解。

　　聚焦重点领域提高治理精准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化防控体系建设，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管，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强化网络安全治理，加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网络犯罪。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提升科学化、智能化治理水平，注重事前预防、关口前移，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深化网格化治理，健全覆盖城乡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统筹处理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着力弥合区域发展和技术鸿沟差距，探索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战略相匹配的社会治理路径，实现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共促互进，坚持在发展中治理、在治理中发展，使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不断增强社会治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