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建平（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基地研究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颠覆性技术孕育重大突破，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向纵深推进，这些趋势为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了历史契机，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我国在经济、产业、科技等领域积累的优势，迫切需要通过系统性变革进一步释放潜力。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于对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阐述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对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形态演进的推动作用。在社会生产力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愈加关键。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应用，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电气化时代，再到第三次产业革命掀起信息化浪潮，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飞跃都源于科学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回望历史，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不懈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探索，毛泽东同志把“解放生产力”确立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理论创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突破。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取得积极进展，为生产力的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形成的创新矩阵，既为生产力迭代升级提供了技术底座，也呼唤着理论体系的创新突破。强调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发生了“质变”的生产力质态，正是在理论层面对生产力发展量变积累引发质变的科学回应，揭示了科技创新驱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逻辑，为我国开辟发展新赛道、重塑发展新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指明了方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均是通过技术突破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都颠覆了旧的生产方式，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会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进入新世纪以后，从信息化到网络化、智能化，数字革命与智能技术正重构生产力发展的底层逻辑，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更加高效，生产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要求上均具有内在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才能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形成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践证明，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够充分激发生产力的活力和潜力。面对生产力变迁带来的机遇，不同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却存在差异。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即便成功引入了外部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也可能因生产关系的局限性难以充分发挥其潜力，错失发展窗口。因而，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路径。

　　聚焦当下、着眼未来，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潜能。一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又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同时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制度。二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加强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构建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三是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拓展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