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室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如何更好推动国内大循环多节点、多链条联通国际循环，助力我国成为国际循环的重要枢纽和强大引擎，是当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先看扩大内需对高水平开放的支撑作用。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一方面，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通过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强大的区位吸引力，形成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生态，使国内外市场更好联动，进而强化彼此的经贸合作关系，带动贸易和投资增长。国内循环越顺畅，就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扩大内需，有助于实现市场制度规则的内外有效衔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包括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加强产权保护、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与市场化配置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所强调的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非歧视等内容深度契合，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制度型开放，形成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国际经贸规则正在深度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面临区域化、本土化和短链化调整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外部市场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增长源，内需市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内需市场受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小，能够有效避免因外部冲击导致国内经济的剧烈波动，提升经济整体韧性。只有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才能更好以内循环塑造国际循环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再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扩内需的明显效果。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外需不重要，而是要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扩大内需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循环提供了动力和基础，而对外开放则通过融入世界经济深入拓展了经济循环，使我国经济在更可持续性、更具稳定性的基础上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同时，通过扩大开放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潜能、促进高端要素流动，有助于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此外，通过对外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能够促进国内相关市场制度体系持续优化，在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此，要把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有机统一起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立足内需，也稳住外需，在推动两个循环相互促进、两个大局良性互动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释放国内生产能力和市场潜力，以扩大内需筑牢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一是聚焦创新驱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二是大力提振消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通过释放市场潜力吸引全球优质商品、服务、品牌进入，提升我国在全球消费市场的影响力。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市场制度与规则体系，提高各类要素资源的协同配置效能，更好畅通内外经济循环。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循环激发内需潜力，以开放促发展。一是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促进服务贸易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竞争力提升，鼓励跨境电商、离岸贸易、海外仓等贸易业态创新，支持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扩大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优质生活性服务进口。二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入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创新，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三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提升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擦亮“投资中国”品牌。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区域总部，实现国际优质先进要素资源与国内产业、内需市场深度融合。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合作机制支持企业开展全球布局，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

　　此外，还要健全有利于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协同发展的相关体制机制。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消费、投资等政策协同配合，强化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在扩大对外经贸合作中增强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维护涉外经济安全，促进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