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喜梅（郑州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

　　产业经济学是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学，我国产业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全面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成果来推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实践，是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方向。

　　突出产业经济研究的中国特色

　　西方主流的产业经济研究聚焦产业组织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市场规制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与现实应用。中国的产业经济研究除产业组织理论内容之外，还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产业规制等内容。

　　西方的产业经济研究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英国、美国等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越过了罗斯托描述的“走向成熟阶段”，进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由于其市场的有效性较高，经过长期的调整和演进，产业结构日趋高度化与合理化，研究重点聚焦于产业组织内部，致力于企业行为研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发达国家也进行了丰富的关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内容大多被归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学科范畴。我国产业经济研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是我国从“准备起飞阶段”向“起飞阶段”的转变和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国际主流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已经确立，日本等后起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干预政策和贸易政策实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因此，中国学者在产业经济研究的过程中，将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问题纳入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是顺理成章的。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经济技术环境、世界贸易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的产业经济研究需要进一步重点探索的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业发展与结构演变规律；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中国产业规制的经验与成就；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产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述理论成果，对于中国产业经济学的确立，对于丰富世界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现有的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范式、学科框架和学科体系，大多仍然基于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这种基于西方制度基础、经济条件和企业运行方式开展的产业研究，即便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问题，也是基于先行者的视角来看待后来者的发展，其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需实践的验证。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或地区处于“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甚至“起飞前阶段”，同样迫切渴望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新时代的产业经济研究，在立足验证和检验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产业理论的有效性，从而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理论和实践经验。

　　探索数字产业发展规律

　　我国的产业经济学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运输经济、建筑经济、消费经济、信息经济等学科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借鉴融合了西方主流产业经济学中关于产业组织部分的内容。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企业间、产业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和复杂，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也日趋紧密，产业经济学多学科融合的优势日益彰显。作为一门应用型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企业和产业领域内的经济实践是研究源头。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探索数字产业发展规律成为重要导向。

　　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就是日益繁荣发展的数字经济，从根本上革新了产业发展的范式和规律。一是影响范围遍及所有产业。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成数字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传统的技术创新一般仅推动与技术相关产业的兴起，数字技术主导的经济除了形成数字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外，还通过数字要素渗透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代表产业升级的方向。二是融合式发展，涉及不同产业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和市场的融合。结合融合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笔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近段时期对制造业的重视和全球制造业占比上升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对制造业附加值的影响更加深入，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三是平台型企业处于重要地位，对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平台型企业反垄断也是数字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平衡。四是重视产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发展模式下先污染后治理形成的环境治理理论，数字经济诸多特性决定了数字产业发展必须绿色协同推进。五是在把握全球数字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针对性政策。总之，数字时代的产业结构分析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中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投资和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教育支出结构等的变化问题，以及城镇化及其影响等方面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产业经济学研究。

　　我国经历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变迁过程，这也意味着，产业经济研究的各个模块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与其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相比，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现实，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时空错位问题。另一方面，相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环境更容易产生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比如，在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方面，库茨涅兹、钱纳里等理论先驱分析了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13个特征，这些内容对当下中国产业转型的实践仍然具有重要解释力，但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特有的产业基础。再如，国内产业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部分，我国学者大多简单介绍西方的企业理论。实际上，我国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决策、企业行为、企业责任和企业绩效不同，将西方企业理论与我国实践有机结合，尤其是对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行为、企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深入研究，是促使产业经济研究体现中国特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