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祖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是债务总量、结构、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导向的系统性适配，核心在于坚持系统观念。在经济收缩期，通过构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杠杆，扩大政府债务水平，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在经济扩张期，通过做大经济总量稀释政府债务风险，形成以规范举债支撑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稀释债务的良性循环。“十四五”时期我国形成了立体化的债务治理格局，为“十五五”时期深刻复杂变化发展环境下的债务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科学把握并实现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财政逆周期调节精准有力，政府部门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发挥了经济增长“压舱石”作用。财政赤字率从“十四五”初期的2.7%科学调整至4%，5年间累计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19.4万亿元，有力支撑了15万个重大项目建设。债务总量的合理扩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以底线思维统筹“遏增量”与“化存量”，存量风险化解成效显著。截至2024年末，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降至10.5万亿元，据有关测算，2025年末估计已降至7万亿元—7.5万亿元。融资平台转型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2025年6月末，全国超六成融资平台实现退出。风险底数的清晰化和处置机制的成熟化，为经济平稳运行加装了“稳定器”。另外，债务结构与成本大幅优化，地方债务置换将高息、短期的隐性债务转化为低息、长期的政府债券，置换后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末，我国政府负债率仅为68.7%，远低于G20国家118.2%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赢得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主动。

　　但是，实现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仍面临结构性挑战。一是举债环节存在资源错配。部分发展潜力大、项目储备足的地区受制于债务率约束，举债空间受限；而部分地区虽有政策倾斜，却缺乏具备市场化收益的优质项目支撑，债务额度分配与区域发展需求还不匹配。在化债攻坚期，部分地区财政资源过度向偿债倾斜，客观上对新增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面临化解存量与做优增量的“双重挤压”。如何在控风险前提下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二是用债环节投入产出效率不足。部分资金未能精准聚焦高乘数效应的关键环节，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带动作用发挥不充分。有效用债的核心是形成优质资产，而当前资产生成的质量与预期仍存在落差，部分专项债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收益测算不审慎，导致建成后实际运营收益不及预期，削弱了债务自我循环的可持续性。三是偿债环节存在财源“空窗”。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出让收入面临趋势性调整，而数据资产、股权收益等新型偿债资源尚未形成规模化支撑。部分领域项目风险与财政风险尚未完全隔离，当项目经营收益不足时，偿债压力易向一般公共预算传导，影响财政运行的整体韧性。

　　因此，要实现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需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一是控源头。提升债务资金配置效率，科学设定债务限额，建立与地区财力水平、风险状况更相适应的举债机制。在投向上坚持“新老并举”：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支持智能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又兼顾必要的公益性基建补短板，支持乡村振兴、民生设施建设，同步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管过程。增强投入产出匹配刚性，完善专项债全生命周期管理，将“借、用、管、还”各环节纳入闭环监控。强化穿透式监管与绩效评价，对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合规性进行实时监控。建立债务产出效益与经济增长联动的评估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后续额度分配的重要依据，确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鲜明导向。三是强制度。增强政策协同与平衡韧性，加强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构建起保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动态匹配的制度屏障。通过特别国债等工具补充银行资本金，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财政金融的良性互动。完善债务管理法律体系，加快推进隐性债务与法定债务合并监管，消除监管盲区。严格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制，建立健全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倒查机制。